9月9日，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浦江创新论坛——绿色低碳创新论坛在上海市虹口区举行。
举办6年以来，这一面向全球的绿色技术交流平台影响力持续攀升。
为推进落实科技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技术专项合作计划，在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支持下，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于今年6月发布“低碳技术创新合作中国（上海）行交流计划”。
在9月9日举行的论坛上，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副区长关也彤，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二级巡视员郑广宏，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王震，云南省科学技术院副院长马敏象共同启动了“低碳技术创新合作中国（上海）行”活动：来自文莱、埃及、印度尼西亚等10余个国家的13位低碳合作伙伴，将围绕低碳重点技术领域开展为期6天的低碳中国行活动，与上海重点高校、院所、企业面对面，建立多方交流机制，推动国际经验和成果共享。
本届绿色低碳创新论坛以“科技创新塑造未来能源产业新格局”为主题，重点探讨未来能源发展路径，加快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体系。
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副区长关也彤在致辞中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资源不可持续等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开展以绿色低碳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既是对当前自然环境变化的有效应对，更是向全人类作出的庄严承诺。近年来，虹口区坚定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进程，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集聚了一批功能性平台机构，汇聚了众多绿色低碳服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绿色低碳服务产业新格局围绕绿色航运、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绿色技术以及碳资产交易五大重点领域，推进“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发展。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二级巡视员郑广宏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上海始终走在能源科技创新的前沿，聚焦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新型储能、氢能与燃料电池等热点领域，持续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取得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成绩。面向未来，上海将进一步加大能源基础科学中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研发, 共性和关键技术装备的布局和引领；深化产学研合作，实现能源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真正惠及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共享能源创新成果，共同应对能源挑战。
在签约环节，安徽颍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绿色技术银行（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海事大学签订“甲醇增程动力船舶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示范协议”“绿色低碳航运合作框架协议”，将合作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持续推进长三角地区交通领域的甲醇燃料应用，为长三角航运绿色低碳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绿色技术银行（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双碳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双碳合作战略协议”，共同筹建“碳足迹服务公共平台”。该平台聚焦于碳足迹的精准计算，同时集ESG数字化管理，CBAM智能辅助填报等功能为一体，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绿色转型解决方案，助力武汉与上海两地的全国碳市场中心和碳金融中心建设。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汪华林，昆山协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斌等专家分别围绕《碳中和目标驱动绿色低碳设计创新》《钙钛矿叠层组件产业化进展报告》等主题进行分享。
“激动、人工智能、未来”，9月6日，在结束了2024 Inclusion·外滩大会当天的演讲后，美国硅谷创业教父、创业孵化器Founders Space创始人史蒂夫·霍夫曼（Steve Hoffman，以下简称霍夫曼）用这三个词表达了他的感受。
自2016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史蒂夫·霍夫曼近年频繁来到中国，参加中国许多大型经济论坛和创业相关的峰会，为中国创业者进行创业培训。在过去这些年里，他观察到中国的创业群体正在发生变化，当前中国的创投界出现了一批年轻创业者，这批创业者毕业于全球顶尖院校，他认为这批创业者代表着未来，“我称之为精英创业者，他们拥有全球视野、了解中国的内部政策以及中国的商业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所以，他们能够清楚地认知到未来巨大的商业机遇在哪里。”
他认为中国创业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巨大的消费市场、强大的制造业以及工程师红利，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些优势进军全球市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企业创造了风靡全球的应用产品，在AI时代，中国企业仍然拥有巨大的机会。
以下是澎湃科技对话史蒂夫·霍夫曼：
澎湃科技：你最早是因为什么契机来到中国？
霍夫曼：我最早是2016年来中国，当时我在硅谷做完演讲，邀请人认为我表现得很好，所以请我来中国。2016年之前我对中国基本没有了解，也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和语言。过去这些年，我来过很多次中国，在中国与上千位的企业家合作过，也经常参加中国许多大型经济论坛和创业相关的峰会，为中国创业者提供培训。
2016年来到中国后，我对中国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开始研究5000年的中国文化，我尝试了解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这让我大开眼界。我认为中国有丰富的思想、文化，有非常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的企业家也非常渴望能创业成功。
澎湃科技：当时有考虑在中国投资孵化器吗？
霍夫曼：最初，我并未想在中国投资或者将孵化器落地，但我来了之后，当时正值创业风潮盛行，中国政府提供了许多创业基金和各种帮助，我看到了一个机会，让我在中国和硅谷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所以我和我的中国伙伴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孵化器，而且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之后我们的孵化器陆续在很多城市落地。但后期因为疫情，我当时无法来到中国，最后只能暂停。
澎湃科技：2016年和现在相比，你觉得中国创业环境有变化吗？发生了哪些变化？
霍夫曼：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非常天真，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如何建立好的企业，当时我在教他们一些最基础的创业的知识，譬如产品市场适合度、如何制订商业计划，设计商业模式，以及理解客户等，当时很多年轻的创业者不理解这些概念。
现在，我遇到的中国创业者，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了解新的技术，知道如何建立伟大的企业，因此我也不需要再去教基础的内容。现在我教的内容层次更高，比如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你的公司业务，如何利用新技术在不同的垂直市场寻找机会，以及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技术，它们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事业。
澎湃科技：在你的观察中，中国和海外的创业生态环境有什么不一样？
霍夫曼：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硅谷会为创业者提供教育帮助，花很多时间教育他们如何创业，而且会提供很多指导性业务。中国的孵化器更多的是给创业者提供空间，我们想要改变这种模式，目前我们在中国重点关注的就是创业者教育。
今年我们会有更多关于AI、电子教育、数码传播、创新策略传播等领域的创业培训项目。我们的课程不是免费的，是类似创业营这样的项目。
澎湃科技：将硅谷的孵化器模式引入中国，这个过程有哪些困难？
霍夫曼：最大的困难是费用和成本。因此我们除了会把一部分海外导师带到中国来，也会展开一些线上培训，同时也会在国内寻找一些资深且有资历的导师。
澎湃科技：如何看待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者？
霍夫曼：这些创业者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海外顶尖大学接受过教育的这批创业者，他们知道硅谷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批年轻创业者，可以把这些想法带回中国。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创业者就是未来，我称他们为精英企业家。他们拥有全球视野、了解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商业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所以，他们能够清楚地认知到未来巨大的商业机遇在哪里。
澎湃科技：在你看来，中国的大模型创业与美国和海外的大模型企业目前有何区别？
霍夫曼：美国的大语言模型有更多的数据和更强的处理能力，它们由最新的英伟达芯片驱动，资金雄厚，所以他们在大模型性能上领先于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但是没有人能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追赶上，但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正非常努力地缩小中美大模型的差距，所以庞大的资本是最重要的。我想说的是，差距不一定在代码中，因为很多代码都是开源的，但差距主要是芯片技术。
澎湃科技：那中国大模型创业者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
霍夫曼：中国企业家的优势在于中国拥有核心基础设施及供应链，有自己的生态系统，数据和政策，这些只有中国企业家才能真正利用。
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些从中国走向世界。我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我现在在中国和一个年轻的AI智能家电公司合作，这家公司创始人很年轻，她和丈夫一起开创了这份事业。她把供应链和工厂设在中国，但在美国开拓市场，如今她的产品在美国的细分市场销量占据第一。她很有创新精神，所以在中国从今天起建立一家全球化公司是完全可能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聪明。
澎湃科技：你认为在AI时代，最受欢迎的应用App会出现在中国吗？
霍夫曼：当然，中国一直有创新，这是世界第二大市场。中国会有更多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创造出具有全球化的商业公司。
澎湃科技：请你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科技创业者给些建议
霍夫曼：如果你是今天中国的创业者，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先看看每个人都在往哪里走，所有其他企业家都在往哪里走，以及所有风险资本的去向，然后你要去另一个方向，不要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你要寻找你自己的道路。你必须有独创性，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不要追逐金钱，追逐你的梦想，你就会成功。
“发现，启迪，引领。”
9月9日上午，2024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 人”（TR35）亚太区入选者名单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发布。相关科技青年论坛同日举行。
该活动是2024浦江创新论坛的相关活动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钱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翟晶磊、香港大学助理教授赵琦等多位中国科学家入选。
2024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 人”（TR35）亚太区入选者。
悖论？要求短时间内发表成果，而创新需要长时间的探索
35位新一届TR35亚太区入选者覆盖了“发明家”、“先锋者”、“创业家”、“人文关怀者”和“远见者”五大类别。他们被认为是亚太区乃至全球科技领域的新星。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成为未来十年、二十年引领科技发展的关键人物。
2014年到2023年TR35亚太区入选者的研究领域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占比前三的领域分别是：纳米技术与材料科学、生物技术与医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其中，纳米技术与材料科学占比为 27.6%。学科交叉促进材料的创新正在亚太地区加速，并在信息量子、生物医疗、能源环境等领域展开技术融合与应用。
生物技术与医学占比为 26.5%。面对人口压力，他们用创新追求生命的质量，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占比为 15.1%。他们关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探索能源替代与优化方案。
9月9日，论坛嘉宾、美国东北大学植物与人类界面研究所所长翁经科向澎湃科技表示，他认为，年轻科学家在创新道路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平衡学术压力与长期的创新需求。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发表成果以获得科研资助和职业发展的机会，但真正的创新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探索和积累。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他们还需要在技术迭代和多学科融合中保持前瞻性思维和创造力。
翁经科向澎湃科技表示，“我的建议是，首先，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敢于冒险探索未知领域。跨学科合作非常重要，因为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往往能激发创新的灵感。”“此外，年轻科学家必须培养沟通技能，学会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有效传达给外界，吸引更多人加入他们的愿景，与他们合作，并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翁经科强调，能够清晰地传递科学理念，是确保科学家们在创新道路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像托马斯·爱迪生、史蒂夫·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伟大创新者，他们不仅拥有深厚的技术背景，还擅长通过非凡的沟通能力吸引合作者和资源。总之，创新需要的不仅是科学能力，还需要广泛的合作与持续的资源支持。年轻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专注于科研，还要积极向外界分享他们的愿景，吸引更多的合作机会和资源，以确保其创新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室温超导材料能很快改变能源利用的现状？
嘉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罗会仟在论坛上报告的主题是“室温超导的梦想与现实”。
他表示，自1911年发现第一个超导体以来，科学家们不断探索，目前已发现上万种超导材料，不断刷新超导体的临界温度，并希望最终能够实现临界温度在300K，也就是27℃以上的“室温超导体”的梦想。在超导研究的一百多年里，常有各种新型超导体甚至是“室温超导体”被报道，甚至有些是兼具零电阻和抗磁性两大判据，并且在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了，但它们从未被确证，即无法被其他研究组独立重复实验结果。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并没有任何靠谱的“室温超导体”！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罗会仟。
如果我们找到能用的室温超导体，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改变能源利用的现状呢？
罗会仟表示，答案是建议大家先冷静一下。以1986年就发现的铜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为例，它们存在各种难以克服的应用难题，科学家们努力了近40年才勉强可用！即使室温超导材料被发现，且能用，到规模化应用，依旧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圆桌讨论中，香港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长寿医学中心主任、Quantum Lif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园，与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李炫祯（Hyeon Jeong Lee）、（前）新加坡国立大学N.1健康研究所数字医疗创新负责人Agata Blasiak，以及同时担任杜克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研究员、BioPharmaTrend记者、长寿教育中心负责人的Dominika Wilczok，共同就“打破边界，推动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展开讨论。
此外，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助理教授董恺琛、清华大学副研究员唐城、远也科技创始人兼CEO丁也，以及厦门大学医学院教授、研究员王乐韵，也在圆桌讨论中围绕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机遇与人才发展等核心话题进行交流。
附2024 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 岁以下科技创新 35 人”亚太区入选者名单（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Ady SUWARDI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2 江欣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光耀博士后研究员
3 陈雨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医师/研究员
4 赵琦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
5 姜凯议 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系博士生
6 姜志亨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副教授
7 Akanksha Thawani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研究员
8 牛思淼 美国罗格斯大学生物工程系助理教授
9 蒋琦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10 黎鹏举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
11 翟晶磊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12 吴佳俊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助理教授、心理系兼职助理教授
13 Prashant Kumar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14 宁子杨 宁德时代固态电池首席技术官
15 唐乙正 英国Isomorphic Labs科学家
16 夏波 哈佛大学哈佛学会青年学者；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基因调控独立学者及实验室负责人
17 Karan Ahuja 美国西北大学助理教授
18 朱迪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19 邱晨光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
20 宋佳铭 美国Luma AI首席科学家
21 Alex Aliper 美国英矽智能公司（Insilico Medicin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22 Ludwik Kranz 澳大利亚硅量子计算公司量子系统工程负责人
23 廖婉如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首席科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助理教授
24 Neil Robinson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研究员
25 Anurag Kumar 美国Meta Research科学家
26 商珞然 复旦大学研究员
27 朱毅斌 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
28 张海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29 韩庚沅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30 Dmitrii USTIUGOV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31 朴志珉 韩国科学技术院助理教授
32 陈永谘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33 赵安娜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讲师/助理教授
34 钱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
35 Nako Nakatsuka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这项研究证明女性能够可靠地遵循暴露前预防的用药方案，并且lenacapavir能够在6月内保持足够高的水平，以预防感染。”
1981年，全球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美国被发现，随后40多年里，科学研究成果为其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大量工具。如今，艾滋病已经可防可控。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引起的疾病，HIV又分为HIV-1和HIV-2，HIV-1在国内外广泛流行，HIV-2在中国极为罕见。
2012年7月16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首款用于预防HIV感染的药物恩曲他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F/TDF），用于男男性行为的HIV-1暴露前预防（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随后，关于这一药物能否推广到其他高风险人群（如顺性别女性，顺性别是与跨性别相对的概念，指自我性别感知与在出生时被指定的生理性别一致）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研究显示，在全世界每年新发的130万例HIV感染病例中，顺性别妇女约占一半。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4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刊发的一项研究表明扩大暴露前预防用药的人群至顺性别女性具有可行性。暴露前预防是指尚未感染HIV的人在发生易感染HIV的行为前服用特定抗病毒药物以预防HIV感染的方法。
这是一项在南非和乌干达进行的针对顺性别女性的PrEP大型随机对照试验（PURPOSE 1），参与者按2:2:1的比例，分别进行每年两次皮下注射的lenacapavir（来那卡帕韦）、每日口服恩曲他滨-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F/TAF）、每日口服恩曲他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F/TDF）。考虑到将安慰剂组纳入试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试验还包括筛选但未入组的人员，作为不接受PrEP的观察组。
试验结果显示，不接受PrEP的观察组中，HIV发病率与之前的估计一致，为每100人每年2.41例。三个干预组的参与者中，共有55例新发感染，其中lenacapavir组无感染，F/TAF组39例，F/TDF组16例，发病率分别为每100人每年0、2.02和1.69例。这样的疗效结果超过预定的停药标准，因此该试验提前停止。
过去有研究发现，暴露前预防药物效果的强弱与使用的剂量成正比，具体的效果取决于使用者的依从性（指患者的用药行为与治疗规定、医嘱一致）。PURPOSE 1的试验结果强调了坚持每日口服药物的挑战，当依从性低时，HIV-1感染的发生率与未作干预时的发生率一致。能够坚持每年注射两次lenacapavir的女性比例约为92%。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同期刊发的社论称，这项研究证明女性能够可靠地遵循暴露前预防的用药方案，并且lenacapavir能够在6月内保持足够高的水平，以预防感染。lenacapavir是由跨国药企吉利德科学（GILD.US）研发的一种长效HIV-1核衣壳抑制剂，可通过干扰HIV病毒衣壳蛋白的组装和拆卸发挥作用。当地时间2024年6月20日，吉利德科学在其官网公布了前述研究结果，因其100%预防HIV感染的效果，引发广泛关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配发的社论指出，该试验主要在南非开展，该国在2021年更新了PrEP指南，支持将PrEP用于HIV感染风险最高的人群，包括青春期女孩、年轻女性以及男性同性恋者等。
据悉，南非的人口数据表明，符合HIV感染高风险人群标准的16至25岁的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约有450万，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另外还有75万南非人符合使用PrEP的条件。截至2021年，南非有超过525万符合使用PrEP条件的人，但仅有35万人（不到7%）曾获得过PrEP处方，持续使用的比例可能更低。“降低HIV感染率的关键挑战之一是识别高风险人群（特别是女性），使其参与进来，并提供易于获得、低门槛、低成本的有效PrEP方案。”文章写道。
该社论文章介绍，在非洲，年轻人使用PrEP的障碍包括社会污名、对副作用的担忧、长途旅行或等待预约时间、临床开放时间不便以及药物费用。以药物费用为例，在南非，F/TDF的年费用不到50美元，lenacapavir在美国的年费用约为43000美元，在南非使用lenacapavir的机会极为有限。“为了弥合目前PrEP的有效性和有效性之间的鸿沟，未来必须解决这些挑战。首先，被证明有效的PrEP药物应该在经济上为被研究国家的人群所接受。”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当地时间2024年7月22日发布的一份题为《当下的紧迫性：艾滋病处于十字路口（The Urgency of Now：AIDS at a Crossroads）》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截至2023年，全球约有399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约有3070万人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这意味着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全球治疗覆盖率从2015年的47%升高到2023年的77%，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卫生成就。
根据这份报告，口服PrEP的人数也从2017年的20万上升到2023年的350万，不过仍远低于2025年2120万的全球目标。《报告》也关注到lenacapavir，其评论称，如果这种PrEP方案能够迅速而经济地提供给潜在用户，可能预示着艾滋病毒预防的突破。
《报告》提到，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接受一次口服预防治疗的人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亚洲和太平洋、东欧、中亚和拉丁美洲的进展要慢得多，这些地区大多数需要预防措施的人来自关键人群。对预防措施服务的认识、可接受性和可获得性有限是主要障碍，负担能力、法律和社会环境也是问题。
《报告》还提到，女性列举的停止口服PrEP的原因包括副作用和社交焦虑，例如对污名化、嘲笑和暴力的恐惧等。社会支持有助于更有效地使用PrEP。在南非东开普省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年轻女性将她们对PrEP的高度依从性归因于能够舒适地向家人、朋友或男友透露她们的PrEP使用情况。
“通过使PrEP正常化的活动，增加对PrEP的知识和接受度，有助于促进其使用的支持性社会环境。”《报告》建议各国采取更系统的方法，根据艾滋病毒发病率和行为风险，为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妇女提供优先服务。
虽然药物治疗已经显示出预防HIV感染的有效性，但最好的预防措施仍然是行为方式的改变。《报告》多次提到，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十分重要。
参考资料：
1.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e2408591
2.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407001
3.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2024-unaids-global-aids-update_en.pdf
记者30日获悉，“谛听”地震波大模型日前在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发布，将于2024年底公测。据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亿级参数量的专业地震数据处理大模型。
发布会现场 红星新闻 图
2023年9月，由成都产业集团、成都天投集团联合运营的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建“地震大模型创新应用联合实验室”。随后，中心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一同合作，启动“谛听”地震波大模型的训练。同时，大模型依托的“谛听”地震学数据集也落户该实验室。此数据集是国内首个，同时也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最多样本类型、标注最为全面的地震学专业AI训练数据集之一。
成都数据集团党委副书记、超算运营公司董事长郭黎表示，“谛听”系列地震波大模型已有阶段性成果，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一个亿级参数量的地震波大模型并具备投入使用的条件。同时，十亿参数量级的版本预计2024年8月完成预训练，将进一步为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
“谛听”如何为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
“‘谛听’大模型依托中国地震观测网的海量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已显著提升地震信号识别的准确率和速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石认为，长期来看，地震学是一门观测科学，重大的突破往往来自对观测数据的深刻理解。目前，传统方法和中小模型均无法充分利用千、万TB（百万兆字节）级别的地震观测数据，而这些数据蕴含许多重要的地震学问题，只有大模型才能深入挖掘这些“宝藏”。短期来看，“谛听”地震波大模型将应用于地震信号识别、地震活动监测、大地震快速响应等领域。
“‘谛听’地震波大模型的发布对于突破中小地震波模型性能瓶颈、提高地震大数据智能处理能力和信息挖掘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建波表示，中心的算力支持是“谛听”地震波大模型得以开发的基础，相比过去的地震波小模型，“谛听”大模型的训练数据量和参数量都增加了两个量级以上，因此对算力的需求也呈现大幅增长。为此，中心采用国内先进技术为大模型开发提供支撑，同时在研发过程中为科研团队的代码运行效率优化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使得“谛听”的研发过程更加顺畅高效。未来，该模型的应用场景还有望延伸到矿震监测、页岩气开采、城市地下空间结构探测、海底地震监测等多个领域。
甲虫犀金龟俗称“独角仙”。它拥有两对翅膀——一对厚实的鞘翅，作为前翅；和一对薄膜状的、可以像折纸一样折叠的后翅。
甲虫拥有昆虫界最复杂的振翅和收翼机制。
北京时间7月31日晚，一项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自然》（Nature）上的最新研究，揭开了甲虫“独角仙”犀金龟的振翅和收翼之谜，并启发了人们如何改进扑翼机。
相比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扑翼机具有飞行效率更高、隐蔽性强、机动性强、适应性强等优点。扑翼机的机翼能像鸟或昆虫的翅膀那样上下扑动，进行适时调整。
过去十年中，科学家们开发出模仿昆虫的多种扑翼机器人，但是，它们都无法像昆虫一样收翼——在碰撞或休息时，收起柔软而强韧的翅膀。这些机器人都使用完全伸展的扑翼。
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黄武潘（Hoang-Vu Phan）及其同事通过高速摄像机，拍摄犀金龟振翅和收翼过程，并进行分析。
他们将最新的发现应用在微型扑翼机的设计上，实现了100毫秒内快速关闭其机翼，同时允许其在各种频率下在一个拍打周期内释放机翼。
Hoang-Vu Phan向澎湃科技介绍，这种微小的扑翼机器人可用于人类无法进入的狭小空间，例如在倒塌建筑物中执行搜救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扑翼机器人可以在飞行后将脆弱的翅膀折叠存放在身体上，便于在狭窄的空间中移动，也降低了损坏的风险。它也可以帮助生物学家研究昆虫的飞行力学，探索森林中昆虫的野生行为。这是传统旋翼无人机无法实现的。
可以快速关闭机翼的微型扑翼机。
鸟类和蝙蝠因为拥有发达的胸肌等飞翔肌肉，能够在飞翔时伸展翼、翅，而在休息时，收起翼、翅，使之贴附身体。昆虫虽然也能这样振翅、收翼，但其细节机制一直是个谜。
甲虫犀金龟俗称“独角仙”。它拥有两对翅膀——一对厚实的鞘翅，作为前翅；和一对薄膜状的、可以像折纸一样折叠的后翅。
甲虫飞行时，需要先举起鞘翅，再展开相对“庞大”的后翅，并主要靠扇动后翅，来提供飞行动力，实现腾空、悬停等飞翔动作。停下来时，它的一对后翅能够折叠，藏在鞘翅底下。
Hoang-Vu Phan及其同事发现，甲虫展开翅膀需要经过两个过程，其中，其后翅动作的完成不需要肌肉控制。
他们发现，甲虫后翅的释放、展开是被动的，其折叠收起也是被动的。在没有鞘翅的情况下，其后翅会保持抬升状态。因此，在第一阶段，当甲虫打开鞘翅，它的后翅就会像弹簧一样，部分弹开，表现出欠阻尼弹簧-质量系统的特征。
研究人员发现，甲虫的后翅只有在开始拍打时才会展开。也就是说，在第二阶段，甲虫拍打后翅的同时，后翅基部提升，翼尖展开，进入飞行状态。
而甲虫收起后翅，需要鞘翅的推动，用一个前缘推动另一前缘。为了验证这一点，Hoang-Vu Phan及其同事将甲虫的一个鞘翅去掉，发现甲虫在没有鞘翅的情况下无法缩回后翅。
此前，人们对于甲虫的后翅如何提升到飞行位置，并重新恢复折叠的机制仍然知之甚少。有研究认为，甲虫的胸部肌肉驱动了其后翅基部运动，但缺乏支持这一理论的实验证据。而最新发表的研究证据显示，其后翅的释放与鞘翅有关，其折叠由鞘翅驱动。
受到前述观察结果的启发，Hoang-Vu Phan等研究人员制作了一个模仿甲虫翅膀被动展开与缩回的微型机器人，机器人成功地起飞并维持了飞行。
Hoang-Vu Phan在接受澎湃科技采访中表示，该微型机器人机翼的“腋窝”处配备了弹性腱，替代甲虫的鞘翅，以促进其在100毫秒内快速关闭机翼。这不仅使机器人更像昆虫，而且让它们可以在起飞时被动展开翅膀，稳定地悬停，并在着陆时或飞行中发生碰撞时快速收翼，而无需额外的装置。
北京时间7月31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比赛中，中国“头号种子”选手王楚钦2比4不敌瑞典选手莫雷加德，爆冷出局，无缘16强，引发公众热议。
7月31日，王楚钦在比赛中发球，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此前，王楚钦的球拍在混双金牌直播时，众目睽睽下被踩坏。这次爆冷出局，各社交媒体都出现了相关的讨论。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
尽管王楚钦自己回应“换球拍不是输球的理由”，但站在一个心理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哪怕副拍与主拍在物理上完全一样，换拍带来的心理影响因素都不应被忽视。
心理因素是如何影响运动员比赛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扎永茨（Zajonc）认为，在社会场景下，他人的“在场”可能会唤起个体被他人评价的意识。
换句话说，运动员在很多观众围观比赛的情况下，会意识到别人在审查自己，不自觉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表现，具体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社会抑制”，一种是“社会促进”。
1、“分心”是引起社会抑制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心，即注意力的分散对于短跑、长跑这一类相比较而言更依赖于选手的身体素质而非注意力资源的比赛影响相对较小，比如短跑名将博尔特在冲刺的时候还能转头看别人。
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博尔特回头望月制造“回头望月”名场面，图源：网络
但乒乓球就不一样了。它对精细动作、战术博弈要求更高，需要快速准确地判断和决策。在乒乓球比赛，对“旁观”的在意就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分心可能导致认知资源不足，从而降低了决策的质量，比如面对来球应该是拉球还是应该削球，应该摆短还是打后台，技术动作变形可能也就在所难免了。
举一个大家比较容易代入的例子，当我们考试的时候，如果监考老师站在身后看着，我们就会觉得思考被干扰了，很影响作答，有的人甚至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被老师误会成“做贼心虚”想作弊。这其实就是“社会抑制”的一种典型案例。
虽然对奥运会级别的运动员来说，观众的关注他们早就习惯了，但是“全世界围观球拍被踩坏”这件事，运动员大概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想着“我不能被球拍左右发挥”“我不能让对手觉得我被影响”，就越容易受到这些负面想法的心理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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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该事件时，有些人会举出张怡宁的案例，认为完全可以在被迫临时换球拍的情况下赢得比赛。不过，在“被关注”这一点上，两次事件完全不同：在之前的案例中，无论是张怡宁的对手，还是观众，都不知道“换球拍”这件事。张怡宁自己也表示，“我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对这块球拍特别不满意”。
所以，从心态和气势上来讲，张怡宁并没有被“压倒”。但王楚钦的球拍是在面向全世界直播的时候被踩坏的，这个是想伪装都伪装不了的，很难保证心态不受其影响。
2、对于“胜利的在意”和“失利的担心”，也更有可能导致“社会抑制”效应
2019年，来自乌克兰的几位运动科学家对高水平运动员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影响运动员表现的首要因素包含了动机和意志力两个方面。
图源：参考文献 [1]
动机很好理解，你是否有强烈的获胜的欲望。意志力则代表了个体是否能够突破自己、克服困难、控制情绪等。
运动员要有胜负欲，这个是必需的，要不还竞技个啥呢。但如果持有过于强烈的“想赢怕输”的心态，其实也是非常占用认知资源和心理能量的。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克斯（Robert M. Yerkes）和约翰·多德森（John Dillingham Dodson）于1908年提出了耶克斯-多德森曲线。该曲线指出：在适度的压力或兴奋水平下，人的表现会最优，而随着压力或兴奋水平的增加，表现会先提高，达到最佳点后再逐渐下降。
换句话说，想要出好成绩，完全没有压力，即获胜的动机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动机水平过于强烈，却也会对行为和表现造成阻碍。
图源：参考文献 [2]
由于动机水平过高而导致发挥失常，在体育领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詹森效应”。运动员詹森（ Dan Jansen ）在平时训练中表现非常出色，但一到重要比赛就频频失利——就是因为高压力和高期望值导致的表现欠佳。
我们在生活中肯定也感受过，在重大事件面前因为太想好好表现，反复提示自己“不要被外来因素干扰”，却反而会头脑空白，思绪混乱，心慌手抖的情况。其实这就是情绪所导致的生理上的改变——压力导致 HPA 轴过度被激活，血流流向四肢，四肢肌张力就会增加，大脑缺血。
这也是为啥国家射击队现在队员们都要做正念训练来进行赛前和比赛中的情绪调节了。因为对精细动作要求高，所以更不能被情绪和心态影响手部状态，比如手抖等情况。
说到这里，是不是想到了很多乒乓球运动员在发球之前都会对着乒乓球吹气、去角落摸球桌、转球拍的现象。
很多网友调侃说“这是在吹仙气”“布魔法结界”，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也是在进行一种正念训练，将思绪从“旁观者”眼中拽回当下，投入到打球的心流状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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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心理因素是取胜的关键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线性地将比赛成绩和实力（竞技水平、能力等）挂钩，但在大赛中我们却看到了太多的“黑马”涌现，也有世界排名前几名的马失前蹄——心理学上，称之为“choking 现象”。
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两次错过奥运射击金牌的美国名将埃蒙斯，这背后其实就是心理因素在作祟。
2016年8月14日，埃蒙斯在里约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预赛中排名第19，无缘决赛；新华社记者曹灿摄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管理心理学者们就意识到了员工表现中的“Can do”和“Will do”的差异——“Can do”是能力问题，“Will do”是态度问题，并由此提出了公式：
Performance = ability x motivation。
即员工的工作绩效与其实际能力以及工作态度（动机）都有关。而这个公式放到运动场景下依旧成立，竞技体育既是能力的比拼，也是心态的比拼，尤其是在高水平运动员身上。
美国心理学家 Korari 也曾指出初级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80% 取决于生理因素，20% 取决于心理因素。而高级运动员则恰好相反，当运动员的训练水平、身体素质等生理条件都非常接近时，心理因素就成为了取胜的关键。
能参加奥运会的必然是各国在不同运动领域的佼佼者，能力大多在伯仲之间（抛开博尔特那种断崖式领先的不算），在竞技场上真正比拼的可能就是态度、动机、情绪稳定性，比如如何应对焦虑、担心、愤怒、绝望等。
Orlick（2002）对加拿大奥运选手的研究表明，奥林匹克决赛阶段的运动员在技术与身体因素上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然而在心理状态上，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将会对运动员参赛产生重要影响。
而乒乓球比赛每局的球数不同，比分变化又很复杂，比如可能出现大比分领先、大比分落后、连续得分、连续失分、大比分领先后出现连续失分、大比分落后之后出现连续得分等等情况，对运动员的心态挑战更为严峻。
总结
金牌作为竞技体育中的最高荣誉，对运动员来说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激励作用，但对竞技体育来说，不确定性是其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这种比赛结果、比赛过程、运动员状态，甚至裁判判罚、天气、场地和观众状态的不确定性，不仅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和吸引力，也促进了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和竞技水平的提高。
我们祝愿王楚钦能迅速调整好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比赛。也祝愿每一位面临“被关注”困境的运动员调整状态，赛出水平。
参考文献
[1] Vysochina, Nadiia & Vorobiova, Anastasiia. (2019). Basic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Athletes’ Training. Polish Journal of Sport and Tourism. 26. 21-26. 10.2478/pjst-2019-0010.
[2] Bali, Ashwani.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Sports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s and health 1 (2015): 92-95.
[3] Jerry Orlick. Excelling in the Olympic context. Journal of Excellence, 2002(6):5-14.
[4] 基于比分的我国顶级乒乓球运动员赛中也理分析.施之晦，2015年10月20日
（本文作者：张昕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你患上对侧乳腺癌，死亡风险会上升。但（使用双侧乳房切除术）预防它，也并不能提高你的存活率。”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5日，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JAMA Oncology）的研究分析了乳腺癌三种手术方式后复发率和死亡率的数据。结果表明，接受双侧乳房切除术的女性患者的对侧乳腺癌风险显著降低，但其死亡率与其他手术方式相近；另一侧乳房患上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女性死亡风险提高了四倍，但尚不清楚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作为全球女性癌症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乳腺癌几乎占据了女性癌症病例的四分之一和癌症死亡人数的六分之一。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2021年美国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达到272454例，而2022年有42211名女性死于乳腺癌。在中国，乳腺癌同样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2019年，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为375484例，死亡病例数为96306例，其中女性占比分别为98.11%和97.08%。
乳腺癌是一种起源于乳腺组织的恶性肿瘤，主要分为导管癌和小叶癌，可以通过淋巴系统和血液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其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素，包括遗传因素（如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激素水平（如雌激素和孕激素）、生活方式因素（如饮食和体重）等。在临床表现方面，乳腺癌可能包括乳房肿块、乳头溢液、皮肤凹陷或变厚、乳房疼痛等现象，早期乳腺癌可能没有明显症状，通常通过筛查发现。
针对这一疾病，医学界有三种常见的手术方式：部分乳房切除术（只移除肿瘤及部分周围组织的简单手术）、单侧乳房切除术（只移除受影响的乳房，其目的是防止癌症在同一乳房复发）、双侧乳房切除术（防止癌症在任一乳房再次发生）。
非营利性网站Cancer Commons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显示，部分乳房切除术一直是乳腺癌的常规手术治疗方法，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主流。在1990-1995年间，约60%的I期乳腺癌患者选择了这种手术。与此同时，单侧乳房切除术的使用率也有所上升，而双侧乳房切除术的选择也从1998年的2%增加到2011年的12.3%。这种变化反映了患者对手术选择的不同偏好和心理需求，例如对癌症复发的担忧和减少随访检查的焦虑。
由于长期以来的数据表明，完全切除双侧乳房并不能提高生存率，因此外科医生并不倾向于推广双侧乳房切除术。然而有研究显示，接受部分乳房切除术或单侧乳房切除术后，部分患者的另一侧乳房发展出乳腺癌，这些患者有更高的死亡风险。
上述研究共纳入661270名单侧乳腺癌女性，根据手术选择，匹配为各有36028名女性的3个治疗组。在20年的随访中，部分乳房切除术组观察到766例对侧乳腺癌，单侧乳房切除术组观察到728例对侧乳腺癌，双侧乳房切除术组观察到97例对侧乳腺癌。部分乳房切除术组乳腺癌死亡人数共计3077人（8.54%），单侧乳房切除术组乳腺癌死亡人数共计3269人（9.07%），双侧乳房切除术组乳腺癌死亡人数共计3062人（8.50%）。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据生物医药行业媒体STAT报道，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女子学院医院（Women's College Hospital）乳腺癌研究员史蒂文·纳罗德（Steven Narod）说，“如果你患上对侧乳腺癌，死亡风险会上升。但（使用双侧乳房切除术）预防它，也并不能提高你的存活率。”
尽管如此，纳罗德认为，这些数据不应该改变手术选择。这项研究提出了关于对侧乳腺癌以及乳腺癌如何转移和致命的关键问题。
对比部分乳房切除术和单侧乳房切除术的预后，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尽管同一乳房的复发与更差的预后相关，但接受部分乳房切除术和单侧乳房切除术的生存率并无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乳房切除术并没有降低转移性复发的风险。纳罗德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某些事情正在系统性地进行，肺、肝、脑和骨骼也可能受到影响。这也可能表明对侧乳腺癌是第一次乳腺癌的转移。”
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的乳腺外科医生西玛·汗（Seema Khan）认为这一解释存在潜在问题，因为许多被诊断出对侧乳腺癌的女性是在疾病已经无法治愈的晚期阶段发现的。部分增加的死亡风险是因为第二次发病时所处的阶段更糟。她还补充说，这并不是第一次有研究指出对侧乳腺癌可能导致更差的预后，但这一发现仍可能是实验技术或数据中某个尚未确定的缺陷造成的“人工发现”。
另一种观点是，第二个肿瘤的出现可能会促使从第一个肿瘤扩散到全身的恶性细胞更具侵袭性。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癌症研究员胡利奥·阿吉雷-吉索（Julio Aguirre-Ghiso）解释道，第一次癌症治疗后，这些早期的远处转移细胞处于休眠状态，如果没有发生其他变化，它们形成转移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如果在另一侧乳房出现第二个肿瘤，并且该肿瘤将自身细胞扩散到全身，就可能会加速原本会从第一次癌症中形成的转移。“这一研究的好处可能在于，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来预防乳腺癌幸存者的转移性复发。”阿吉雷-吉索说。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乳腺外科医生和癌症研究员劳拉·艾瑟曼（Laura Esserman）表示，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选择哪种手术的因素仍然没有改变。许多患者仍然选择进行较为繁重的双侧乳房切除术，原因可能包括缓解焦虑、减少乳腺癌监测的不便、保留乳房可能携带增加癌症风险的BRCA1突变等。艾瑟曼认为，只要患者被充分告知手术选择不会改变他们的生存率，这些理由都是可以理解的。
参考资料：
1.https://www.statnews.com/2024/07/25/breast-cancer-study-reveals-double-mastectomy-paradox/
2.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Laversanne M, Soerjomataram I, Jemal A,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21;71(3):209–49.
3.https://www.cdc.gov/united-states-cancer-statistics/publications/breast-cancer-stat-bite.html
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7005424000061#tbl0001
5.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12885-022-09923-4
6.https://cancercommons.org/latest-insights/lumpectomy-versus-mastectomy-for-early-stage-breast-cancer/
7.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oncology/article-abstract/2821596?utm_campaign=articlePDF&utm_medium=articlePDFlink&utm_source=articlePDF&utm_content=jamaoncol.2024.2212
·报告提出的全部14个痴呆危险因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听力受损、高血压、吸烟、肥胖、抑郁、缺乏身体活动、糖尿病、过度饮酒、创伤性脑损伤、空气污染、社会孤立、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未经治疗的视力受损。其指出，如果人们从儿童时期开始控制这14个痴呆症危险因素，可预防或延迟近一半的病例发生。
当地时间2024年7月31日，《柳叶刀》（The Lancet）常设委员会更新第三版“痴呆预防、干预和照护重大报告”（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以下简称“报告”），在先前已经确定的12个影响痴呆的因素之上，新增了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未经治疗的视力受损这2个危险因素。
报告提出的全部14个痴呆危险因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听力受损、高血压、吸烟、肥胖、抑郁、缺乏身体活动、糖尿病、过度饮酒、创伤性脑损伤、空气污染、社会孤立、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未经治疗的视力受损。其指出，如果人们从儿童时期开始控制这14个痴呆症危险因素，可预防或延迟近一半的病例发生。
据报告，此前确定的12个危险因素大约与40%的痴呆病例有关。此次新增的2个危险因素大约与9%的痴呆病例相关，其中7%可归因于中年40岁左右的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LDL）或“坏”胆固醇，2%可归因于晚年未经治疗的视力受损。
痴呆症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是世界第七大死因，也是造成全球老年人能力丧失和依赖他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种逐渐恶化的脑部疾病，会影响记忆、思维、行为和社交能力。阿尔茨海默病是痴呆症最常见的形式，约占病例数的60-70%。目前，科学家们认为痴呆症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世界卫生组织（WHO）2023年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超过5500万痴呆症患者，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每年新增病例近千万，其中60%以上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痴呆症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2019年，痴呆症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达1.3万亿美元。
报告提出对痴呆症实行多领域干预措施（Multidomain interventions），即通过改变健康相关的行为方式来应对多种痴呆症风险因素。报告介绍，目前有超过40项针对痴呆预防的多领域干预试验正在进行，现有证据处于初步阶段。报告认为，即使是效果适中的干预措施，理论上也可以在人群层面产生实质性的预防效果，包括经济状况较差或低收入地区的人群。针对个体和多重风险因素的干预措施可能具有成本效益，但其可扩展性是一个挑战，可能需要定期重复干预才能实现持续效益。
《柳叶刀》同期配发的一篇评论文章也表示，同时针对多个风险因素的多领域干预措施对痴呆症高风险人群是可行且有效的。为保证其有效性和可行性，干预措施应根据风险概况进行调整，并适应全球不同地理、文化和经济的人群。
报告还提出了包括缺乏睡眠、不健康饮食、感染和精神健康状况在内的几项潜在风险因素，但总体上看，目前已有的证据尚不足以明确它们与痴呆风险增加的因果关系，无法将其纳入模型计算并给出建议。
前述《柳叶刀》评论文章指出，与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制定的《降低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指南》不同，柳叶刀委员会并未就健康饮食对认知健康或降低痴呆症风险的益处提出建议。然而，饮食模式是与慢性疾病预防和健康老龄化有关的既定概念。健康饮食是委员会确定的痴呆症主要风险因素（如糖尿病和肥胖）临床管理的关键，也是降低痴呆症风险的多领域干预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痴呆症是一项主要的公共卫生挑战，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待痴呆症预防还是一种新颖的方法。”报告指出，根据文化和经济背景进行适当调整人口层面的干预措施，理论上可以大幅降低痴呆症患病率、不平等现象和系统成本。
报告提出的干预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营销政策、立法和供应政策、住房政策等。财政政策包括补贴以增加健康食品的可负担性，征税以降低酒精、烟草和不健康食品的可负担性；营销政策包括减少不健康产品的广告、使用设计良好的大众媒体宣传活动；立法和供应政策包括公共场所禁烟、减少酒精销售时间、降低快餐店密度、提供安全和高质量的绿地和出行基础设施、低排放区减少空气污染、强制运动时佩戴头盔；住房政策则作为干预措施，为老年人提供与社会有联系的适宜住所，可能减少社会孤立和孤独，并为老年人提供支持网络。
参考资料：
1.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4）01296-0/fulltext
2.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mentia
3.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4）01546-0/fulltext
2007年6月11日晚，李政道先生（左三）亲临超导磁体研制现场。
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
北京时间8月5日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接受包括澎湃新闻在内多家媒体的采访，悼念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演讲，摄于1968年。视觉中国 图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的高能物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已经可以甩掉拐棍，做很多事情了。” 王贻芳说。
王贻芳表示，李政道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科教事业非常有成效的推动者、一位谦虚儒雅和品德高尚的人，非常让人敬仰。
“包括大家知道的博士后（制度）也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建立也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学研究生考试计划’（CUSPEA）也好，少年班也好，都是他提出来的……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要是能做成其中的一件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他做了这么多事情。而且我知道，他在这每一件事情上其实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王贻芳说。
王贻芳在回答澎湃新闻提问时表示，“我想，缅怀李政道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的科学、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成为世界领先。”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王贻芳说，李政道先生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物理学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发现。
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翌年经实验验证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他的研究工作对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联合发布的讣告写道，作为开创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历史的物理大师之一，李政道先生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严谨治学，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力寻突破，不断攀登科学高峰，求实求真，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持久而明确的贡献。
一位卓有成效的推动者
“亲力亲为”是王贻芳在悼念李政道先生时提及最多的词。
“如果没有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概是建不起来，或者会拖延很久，或者是质量有很大问题。”王贻芳说。
“李先生排除万难，亲力亲为，帮助高能所做成了这件事情，而且非常成功。” “所以，当时他在高能所被称为‘李政委’，有事就找他。”王贻芳介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从1984年开始建设，1988年完成建设，中间也经过改造，现在还在使用，还在运行，将运行到2030年，而且之后很可能还会继续运行。“这台装置的性价比，如果你考虑它有50年的科学寿命的话，那简直是巨大的。”“中国选什么样的加速器会最成功？经过四十多年回头再看，我们觉得还是当时的选择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他对中国高能物理的贡献，应该说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博士后制度、CUSPEA计划等等这些事情也不是说写一封信、说一句话就能够做成的。”“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要推动很多次。”“他是亲力亲为，亲自去推动，确保所有细节的落实，使得这个事情做成。” “我想，李先生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做的事情非常具体，非常现实，考虑得很周到。那么他推动的事情，他关注的问题，他都会亲力亲为做好，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贻芳说。
清华校友总会发布的文章写道，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先生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视。
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在悼念中，王贻芳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他在考虑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做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个人的利益，从来没有想从中获得任何个人收益。而且他为人也非常谦虚，很儒雅。几十年来，他给中国作了这么大的贡献，等到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觉得不能够为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他就不再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不再到中国来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他永远考虑的是，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国家、对我们的科教事业、对我们的科学的研究有贡献。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非常让人感动，也非常让人敬仰。”
“他押上了自己的全部声誉。” 王贻芳说，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为中国能够做成一台高性能的加速器。
2006年9月5日，“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围绕“基础科学研究和如何培养人才”进行演讲。视觉中国 图
在《李政道先生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一文中，王贻芳写道，“李先生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智慧。在几乎完全没有基础的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界，建设亮度比SPEAR高一个量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SPEAR是发现了tau和charm，获得两个诺贝尔奖的加速器），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先生押上了自己的声誉，全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仔细分析了利弊和成败因素，利用自己的影响，创造各种渠道，花了很大精力推动和组织美国能源部所属的五个国家实验室在物理、技术、工程、人才上支持和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和探测器，并亲自参与各种讨论，协助发现和解决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促进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队伍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