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周内，Sora App已经成为AI应用的新热门。据TechCrunch10月8日报道， Sora在推出的前 7 天内获得了627000次iOS下载，这一数据已经超越了ChatGPT当初的数据。
SoraiOS应用商店下载量。来源：Appfigures Intelligence
据了解，Sora App在上线首日便创下56000次安装量，迅速攀升至美国App Store总榜第三名。截至10月3日，该应用已成功登顶榜首。这一爆发式增长不仅让Sora的首秀超越Anthropic公司的Claude、Microsoft的Copilot等主流AI应用，更与xAI公司推出的Grok应用形成直接竞争。
Sora App由OpenAI于上月底发布，同时发布的还有Sora 2模型。据OpenAI官方介绍，2024年2月的初代Sora模型在许多方面标志着视频生成的“GPT-1时刻”，此次推出的2.0模型更好地遵守物理定律，直接迈入视频领域的“GPT-3.5时刻”。
采用全新Sora 2视频模型的Sora App，让非专业人士能更容易地制作复杂的视频，包括超现实或奇幻的内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哈尼·法里德（Hany Farid） 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采访时指出：“你只受到想象力的限制。”
10 月 8 日，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现身a16z播客，首次全面阐释了 OpenAI 的战略方向：“AI 的入口，不再是对话框，而是生成一整段画面，甚至帮你先想一步。”
然而，人工智能视频的出现也加剧了人们对低质量“人工智能垃圾”可能泛滥的担忧，其中包括可能被误认为真实内容的深度伪造（Deepfake）内容。
虽然OpenAI详细介绍了该公司对Sora 2采取的一些措施，以限制潜在有害内容的产生并帮助用户区分 AI 内容。但AI深度伪造内容如今已遍地开花。更令人意外的是，用户甚至开始用AI技术伪造已故名人的肖像，这直接引发已故演员罗宾·威廉姆斯之女泽尔达·威廉姆斯的抗议，她公开呼吁大家停止发送其父亲的AI合成照片。
同时，Sora 2也引发了影视行业专业人士的担忧。“自Sora 2发布以来，侵犯我们会员电影、节目和角色的视频在 OpenAI 的服务和社交媒体上激增，”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里夫金（Charles Rivkin）表示，“虽然OpenAI澄清称将‘很快’让版权方对角色生成拥有更多控制权，但他们必须承认，防止Sora 2服务侵权的责任仍在于他们，而非版权方。OpenAI需要立即采取果断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最近另一场有关使用人工智能的争议中，荷兰制片人兼喜剧演员埃琳娜·范德维尔登（Eline Van der Velden）最近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女演员，引发了好莱坞的强烈反对。美国演员工会回应称，“创造力应该仍以人类为中心。”
“我认为一场颠覆即将到来，将会有一些破坏和创造，”法里德说，“我认为这不仅仅是针对电影和音乐行业——它将影响到很多行业。”
继PyTorch之父Soumith Chintala宣布离职后，Meta又将损失一员大将！据英国《金融时报》11月11日报道，图灵奖得主、Meta AI首席科学家、深度学习泰斗杨立昆（Yann LeCun）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离开Meta，创办自己的初创公司。知情人士称，其下一步工作重点将围绕世界模型展开。
2025年11月5日，杨立昆出席在英国伦敦圣詹姆斯宫举行的2025年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招待会。
就在几天前，PyTorch之父Soumith Chintala发布长文宣布自己将于11月17日正式离开Meta，他在Meta工作11年，领导PyTorch团队近八年。当时杨立昆还发表了评论“祝你下一站工作顺利”。
杨立昆于2013年加入Meta并领导基础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FAIR），一直致力于AI的长期研究。
这一波离职或许与Meta CEO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试图从根本上改革该公司的AI运营模式相关。
英国《金融时报》猜测，扎克伯格一直试图为AI部门注入新的活力，以努力与OpenAI、谷歌等对手竞争，他一直在推动员工更快速推出产品，这与杨立昆运营的FAIR目标不同，且10月底的一波裁员也使得FAIR成为重灾区。
威斯康星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Pedro Domingos发文称，杨立昆对Meta的价值为3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100亿元），是（扎克伯格）为亚历山大·王支付的2倍。杨立昆离职消息被曝后，Meta股价应声下跌2%。
在Meta任职12年，与扎克伯格愿景相悖
出生于1960年，现年65岁的杨立昆以深度学习和卷积神经网络的发明而闻名，卷积神经网络广泛用于图像、视频和语音识别。
他于1987年获得巴黎高等电子技术与电子技术学院（ESIEE）的EE文凭，并于1987年获得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巴黎）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在多伦多大学完成博士后后，他于1988年加入位于新泽西州霍尔姆德尔的AT&T贝尔实验室，1996年成为该研究中心图像处理研究部的负责人，并在普林斯顿NEC研究所短暂担任研究员，于2003年加入纽约大学担任教授。2012年至2014年，他担任纽约大学数据科学中心的创始主任。
杨立昆与Yoshua Bengio（约书亚·本吉奥）、Geoffrey Hinton（杰弗里·辛顿）是2018年ACM图灵奖的获得者，以表彰其“使深度神经网络成为计算关键组成部分的概念和工程突破”，他们三人经常被合称为“深度学习之父”。这些进步目前已成为现代计算的基石，并为当前的AI热潮铺平了道路。
时至今日，杨立昆的离职或许早已有迹可循。
近段时间，扎克伯格正在大肆调整其AI战略，以挑战OpenAI和谷歌等竞争对手，其一方面不断削弱杨立昆在Meta内部AI研究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大肆裁员，杨立昆领导的FAIR团队成重灾区。
扎克伯格的转变是在Meta发布Llama 4之后开始的，该模型的性能比谷歌、OpenAI和Anthropic最先进的产品要差，而其Meta AI聊天机器人也未能获得消费者青睐。
这使得他确定Meta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因此扎克伯格决定放弃杨立昆领导的FAIR的长期研究工作，转而专注于更快推出模型和AI产品。
今年夏天，扎克伯格斥资14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00亿元）聘请了28岁的数据标记初创公司Scale AI的创始人亚历山大·王（Alexandr Wang），并让他领导领导Meta组建新的“超级智能”团队。此外Meta还收购了Scale AI 49%的股份。
因此，此前向Meta首席产品官Chris Cox汇报的杨立昆现在正在向亚历山大·王汇报。
在这之上，扎克伯格还亲自为该团队招兵买马，以推动其大语言模型的下一代迭代，其以百亿美元的薪酬方案吸引了不少OpenAI和谷歌等的员工。
然而，杨立昆一直认为，扎克伯格将其置于战略中心的大模型是“有用的”，但永远无法像人类一样推理和计划，与他老板的AI愿景越来越不一致。
在FAIR内部，杨立昆转而专注于开发全新一代AI系统，他希望该系统能够为具有人类水平智能的机器提供动力，即世界模型。
这些系统旨在通过从视频和空间数据中学习而不仅仅是语言来理解物理世界，杨立昆表示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完全开发该架构。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杨立昆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是进一步推进他在世界模型方面的工作。
一边斥巨资扩招一边裁员，Meta进入多事之秋
如今的Meta也呈现出冰火两重天：扎克伯格新组建的超级智能团队仍在斥巨资挖人，而杨立昆的FAIR等实验室却被裁员。
大肆扩招之后，Meta在半个月前启动了裁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时的裁员并没有影响到超级智能实验室，大多数裁员都涉及到FAIR、AI产品及基础设施团队。其中FAIR实验室更是成为重灾区。
其裁员针对专注于AI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团队，旨在在不牺牲公司最雄心勃勃的企业工作的情况下提高效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公司称许多受影响的员工可能会被部署到其他地方。
这波裁员波及到了华人AI大佬、FAIR研究科学家总监田渊栋，以及成批的华人AI研究员。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亚历山大·王的一份备忘录，称裁员意味着“做出决定所需的对话将减少”，其希望解决积极招聘后AI团队的“组织臃肿”问题。
而通过从OpenAI、苹果等竞争对手那里挖走顶级研究人员，Meta超级智能团队的人员配备迅速增加。
杨立昆的离职，是Meta这一年来一系列人事变动与组织调整中的最新一例，这家市值将近1.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1万亿元）的巨头，正经历多事之秋。
今年5月，Meta AI研究副总裁乔尔·皮诺（Joelle Pineau）离职，最近加入了加拿大AI创企Cohere；扎克伯格还以数亿美元的高薪引进了新的AI领导者，这激怒了一些守旧派。7月，前OpenAI研究员赵晟佳（Shengjia Zhao）被聘为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原标题为《突发！曝65岁杨立昆离职Meta再创业，扎克伯格痛失“2100亿”》）
截至8月13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0290.6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4.93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9963.8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81.70亿元；两市合计20254.4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16.63亿元。
北川进（左）、理查德·罗布森（中）和奥马尔·亚吉。
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5时45分许，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日本科学家北川进（Susumu Kitagawa）、澳大利亚科学家理查德·罗布森（Richard Robson）和美国科学家奥马尔·亚吉（Omar M. Yaghi）因“开发了金属有机框架（MOF）”获此殊荣。
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海纳·林克表示，MOF潜力巨大，为定制具有新功能的材料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机会。
“祝贺奥马尔·亚吉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终于可以给他一个诺奖专用车位了！”当晚，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世贤在科学网直播间笑言。
值得称道的是，亚吉并非起步于名校，而是从一所社区学院开启学业，凭借非凡的毅力与智慧，最终获得诺贝尔奖。今年，恰逢他提出以MOF为代表的“网格化学”概念30周年。
微观世界“搭积木”
《中国科学报》：你对3位科学家获得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有何感受？
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巧伟：我是亚吉教授的博士生，于2004年至2010年在他的课题组学习。今年是他开创以MOF为代表的“网格化学”领域30周年。
我认为，今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这3位教授实至名归。
北川进是MOF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贡献是将“配位聚合物”的概念提升到“多孔配位聚合物”。他最早通过高压气体吸附实验证明了这类材料具有让分子进入的孔道，这是证明其多孔性的第一步。
罗布森最重要的贡献是将晶体化学“顶点与边”的基本几何原理引入了框架材料的研究。这为框架带来“设计感”，让我们能够通过选择特定的“顶点”和“边”来预测和构建目标拓扑结构，为MOF的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林世贤：得知亚吉获得诺贝尔奖时，我非常激动！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时，就和同事讨论他什么时候会拿诺贝尔奖，伯克利校园什么时候会给他增加车位。
伯克利校园建在半山坡上，空间非常有限，校内停车位极其紧张。学校有个特别关怀政策，允许诺贝尔奖得主把车直接开到学校里，以示尊重。其他师生只能把车停在校外停车场，再步行爬山到学校。这个小小的福利成了学校里的一桩美谈。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副教授董金桥：3位得主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材料构建方法，利用金属离子与有机配体的自组装过程，构建出结构高度可控的晶态多孔材料。这种材料体系兼具无机材料的稳定性与有机材料的可设计性，突破了传统材料在结构调控和功能实现方面的局限，开辟了多孔材料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科学报》：如何通俗理解MOF这一概念？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张翼：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广义上的MOF材料是一种被称为“普鲁士蓝”的染料，它非常稳定。但问题在于，像普鲁士蓝这样极其稳定的框架材料，往往缺乏我们所需的催化活性。我们可以把构建MOF想象成微观世界的“搭积木”：一个金属离子作为核心，周围通过配位键连接各种有机配体，从而搭建出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框架结构。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姜雪峰：我们在化工领域模仿自然界，用有机配体与金属配位，像“搭乐高”一样搭建出笼子、框架、正四面体等不同结构，这就是MOF。MOF本质上是化学领域的“限域工具”。“限域”意味着把分子限制在特定范围里，分子的电子跃迁、轨道排布、催化特征等都不同于宏观体系，从而带来很多新规律。
已有商业应用
《中国科学报》：MOF的应用价值和前景如何？
董金桥：由于具有可调节的孔隙结构和高度有序的晶体排列，MOF材料展现出极大的应用潜力。例如，在气体吸附领域，MOF可用于选择性吸附工业煤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等目标分子，表现出优异的分离与纯化性能。在催化领域，将有机催化剂固定于MOF的孔腔结构中，不仅可实现立体选择性和限域效应，还能有效防止催化剂失活，显著提高催化效率、增加循环使用次数，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目前，部分MOF材料已在商业领域实现初步应用，特别是在气体储存与分离方面展现出广阔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本的持续优化，MOF材料将在更多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释放其在能源、环境、医药等关键领域的巨大潜力。我们期待MOF成为推动新材料变革的重要力量。
林世贤：在高校和科研机构，MOF材料被广泛研究，我相信诺贝尔奖的授予会极大激发商业转化热情，为这种框架材料找到改变人类生命健康的创新应用。
姜雪峰：MOF凭借多孔结构，在气体分离、检测、催化及药物缓释等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其“积木式”笼状结构在工业复杂环境下易塌陷，稳定性仍是产业化的主要瓶颈。此次获颁诺贝尔奖既是对3位奠基者贡献的肯定，也寄托了人们对开发更稳定、更廉价、适用性更强的MOF材料的期待，未来MOF材料有望实现更多应用。
《中国科学报》：应当如何看待MOF在储氢方面的应用潜力？
李巧伟：大约20年前，曾有人提出用MOF储氢。研究发现，在低温高压下，MOF具有可观的储氢吸附量。如今，其能实现的储氢量越来越多，所需条件如温度越来越接近常温，正慢慢靠近商业化的目标。对于利用MOF再结合其他材料的优点实现储氢，我持乐观态度。
《中国科学报》：一个领域获得诺贝尔奖，是否意味着它已到达巅峰？这对领域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翼：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可以用超分子化学来类比，它在1987年首次获奖之后，2016年再次获奖。诺贝尔奖不是终点，而更像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这个领域的成熟与具备巨大潜力，并激励更多人才和资源涌入，推动它走向新的高峰。当然，这最终取决于该领域未来在实际应用方面的突破。
董金桥：诺贝尔奖的光环将进一步激发全球科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与投入，推动MOF从结构构筑向功能应用加速转化。事实上，诺贝尔奖往往并非某一研究方向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英雄不问出处”
《中国科学报》：从这次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看，你认为科学家成功的“道”是什么？
李巧伟：亚吉出生在约旦，在美国从一所社区学院开启他的学业。之后，他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本科，博士学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获得。他富有远见，早年即提出框架化学构想，并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投身多孔材料领域。他大力支持学生创新，共价有机框架（COF）的开创性研究便始于让学生自由探索，后经他推动发展成为重要方向。
张翼：坚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你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结果甚至感到迷茫的时候。这次获奖让我深感“英雄不问出处”。一方面，科研人员不要因为起点低而自我设限；另一方面，建议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不要过于看重科研人员的“第一学历”或出身。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洞察力、创造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姜雪峰：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我觉得是“好玩”。科学家起步时往往带有一定“功利性”——为解决某个问题而研究。但真正深入之后，需放下功利，回归好奇与热爱。MOF结构千变万化，有如中国结、圆环、方笼等形态，搭建它们本身就充满乐趣。
科学探索中，大多数尝试未必如愿，但正是在不断试错中接近未知、解决真问题。要让青少年因“好玩”而选择科学，在探索中理解自然规律、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进而以认知反哺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对科技工作者来说，终极状态就是在好玩中创造“有用”，用“有用”解决人类问题。
林世贤：对于MOF的成功，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简洁之美”——材料的合成路径非常简洁、材料本身的化学结构体现简洁之美、科学家做研究的心态很简洁。正所谓“大道至简”，或许我们每位科研工作者都应该思考，怎么做更简洁的科学。
《中国科学报》：亚吉是一位什么样的科学家？
李巧伟：在我6年的学习生涯中，研究工作大多围绕兴趣展开，他不会指定一个必须达成的应用目标。这让我们凭着好奇心去工作。其实，我前三四年的成果并不突出，但我并没有感受到发表论文的压力，这让我能以更好的心态深耕课题。
毕业之后，我们仍保持着良好的师生互动，我经常邀请他来复旦大学做讲座，我们也会及时沟通科研进展。他是一位真正将科学研究置于至高地位的令人敬佩的老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周子晖：我是亚吉教授的博士生，现在他课题组进行博士后研究。他事无巨细地关心学生，不管是新生还是即将找工作的毕业生，如果我们想找他一对一讨论，给他发个邮件，一周内基本就能见面。
只要他在学校，从早晨8点到下午4点，一整天都泡在实验室里。
林世贤：亚吉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极具感染力。听说他15岁移民美国，从零学英语。他树立了一个强大的科学家典型——通过努力实现科研理想，重塑命运。后来，我还了解到，他因童年缺水的经历，执着于研发从空气中取水的MOF材料。他将个人梦想融入科研，彰显了科学背后深刻的人文价值。
今天（11月16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发布大科学装置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拉索）最新科研成果。科研人员发现，在银河系中有五个由黑洞与被其吸积的恒星构成的微类星体可以将宇宙中的粒子加速到极高能量，这一发现破解了困扰科学界近70年的一个未解之谜——宇宙线质子能谱上形似人的膝盖的拐折结构从哪里来。这项成果不仅揭示了宇宙线起源的关键机制，也为理解黑洞系统的极端物理过程开辟了新的途径。相关科研成果16日在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英文）》及《科学通报（英文版）》发表。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航拍图
宇宙线全粒子能谱上能量拐折“膝”结构示意图
在广阔的宇宙中，无数以近光速飞行的微观粒子穿梭不息，我们称之为宇宙线。宇宙线自从被发现以来，通过空间和地面的实验探测，科学家们绘制出了宇宙线全粒子能谱。在能谱上有一个独特的拐折结构，因其形似人的膝盖，所以被称为“膝”结构。这一现象其实已经被发现近70年，但是其物理成因一直是未解之谜。
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航拍图
直到近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曹臻院士科研团队依托大科学装置“拉索”的超高灵敏度，发现银河系内存在五个具有强大粒子加速能力的微类星体。这些微类星体是由黑洞和正在被黑洞吸积的恒星组成。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航拍图
黑洞利用其强大的吸积作用，不断吞噬着它旁边的恒星，与此同时黑洞中还不断释放出高能量的粒子喷流，其每秒释放的能量大约相当于四百万亿颗地球上最大威力氢弹的能量。这就成为高能量宇宙线粒子的“产生器”。同时，拉索还发现了宇宙线质子能谱在“膝”附近一个超出预期的“高能组分”。两项成果相互印证，为科学界此前监测到的宇宙线全粒子能谱上能量拐折“膝”结构的来源与成因提供了最佳诠释，也使得黑洞成为这些高能量宇宙线源的最佳候选者。
宇宙线质子能谱上多组分与“膝”结构的示意图
这项研究为理解黑洞在宇宙线起源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对人们认识黑洞系统的极端物理过程和宇宙线起源具有重要作用，将推动我国天体粒子物理研究的发展。
截至8月20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0816.4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78.50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0437.7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74.72亿元；两市合计21254.1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53.22亿元。
约翰·克拉克（左）、米歇尔·德沃雷特（中）和约翰·马丁尼斯。
在量子力学诞生百年的2025年，这个领域又增添了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0月7日，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分别授予美国科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米歇尔·德沃雷特（Michel Devoret）和约翰·马丁尼斯（John Martinis），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电路中的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
“我完全惊呆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拿到诺贝尔奖。”当得知自己获奖时，克拉克大吃一惊。1984年和1985年，克拉克带着他的博士后德沃雷特和学生马丁尼斯，针对由超导体构建的电子电路做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量子不仅存在于微观世界，它的奇异特性还可以在像手掌那么大的宏观系统中具象体现。
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主席奥勒·埃里克森（Olle Eriksson）表示：“能够庆祝百年历史的量子力学不断带来新的惊喜，这真是太棒了。量子力学是极其有用的，因为它是所有数字技术的基础。”
“奖项似乎给得有点早”
《中国科学报》：时隔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再次颁给了量子力学领域，你对此有何感想？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梁文杰：我没想到宏观量子效应和能量量子化会获奖，但仔细想，它们确实是比较基础的概念，获奖也很合理。只不过，目前这两个概念在应用领域并没有实现革命性爆发，奖项似乎给得有点早。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国平：首先，我觉得这次诺奖比较大胆，毕竟量子计算的超导路线目前并未完全走通或一定能成功；其次，我认为这代表了西方科学界对量子计算的鼓励态度，是一种导向。
从事超导量子计算研究的匿名科学家：纯粹个人看法，我认为是早了。等超导量子计算机真正落地的那天再颁发给他们，可能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一旦真正实现了超导量子计算机，将直接改变人类处理信息的格局。
但这其实也正是我想呼吁的，因为我特别担心诺奖颁给超导量子计算的开创者后，大家会认为超导量子计算机会马上实现，更担心别有用心者会过度炒作甚至消费量子计算机。这对我们真正做超导量子计算的人而言是一种伤害。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李晓鹏：颁奖前我在想，这次物理学奖大概率会颁给量子领域的科学家，因为今年刚好是现代量子力学诞生100周年。我没有想到是这3位科学家，但他们绝对实至名归。我作为量子领域的科研人员，心情非常激动，也很受鼓舞。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虽然是相对小众的领域，但至少属于物理学。因此，听到物理学奖颁发给这个领域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物理学奖终于“回归正常”了。
诺奖评选近两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能是诺奖委员会“与时俱进”的结果。今年它一方面强调基础前沿理论，另一方面又密切联系实际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奖委员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为超导量子计算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科学报》：能否通俗介绍一下“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这个研究有什么“用处”？
梁文杰：“量子隧穿效应”通俗讲就是崂山道士念咒语后穿到了墙的另一边，这是量子力学的基本特点。今年诺奖涉及的“宏观量子隧穿”，是说隧穿效应达到了可以宏观观测的程度，即毫米级甚至更大尺度。我们身边常见的宏观量子效应是超导体。
“能量量子化”是指能量只能一份一份地变化。就像水龙头里的水，经典条件下想调大流速，需要把水龙头开大；但如果是量子化的，比方说水流只能每秒流1立方、2立方、3立方，但想调到1.5立方就做不到了。几位诺奖得主发现宏观电路也存在量子化行为，可以借此进行精准的能量和信息传输与校准。
传统量子隧穿效应都存在于非常小的体系中，这次获奖的工作证明量子隧穿也可以出现在手里拿的器件中，且发现了其中的能量量子化效应。这一效应有可能成为未来电路的基础，即电子电路不再只依靠数电子电量控制信息，而是通过宏量的电子相位相干调控来控制信息。这可能是诺奖委员会看重的。
李晓鹏：两次诺奖的领域很不一样。量子力学最初是为了解释原子、电子等非常微观的粒子行为。2022年，3位科学家正是因为在单光子尺度上验证了量子纠缠现象而获奖。今年的3位得主则是在宏观器件中发现了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
在此之前，科学家并不知道能否在宏观的人造器件中观测到量子现象，但他们3人通过设计超导电路系统，成功观测到量子力学效应，颠覆了以往的认知。这个发现为之后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谷歌现在推动的超导量子计算路线正源于此。
李亮：隧穿效应、能级量子化都是量子力学领域非常基本的物理概念，同时又和下一代量子技术密切相关，量子比特、量子计算、量子传感、量子密码等技术都从此概念出发。离开能级的量子化，所有这些量子电路的功能都无法实现。
匿名科学家：在量子力学领域，有一个自然的问题是量子力学在宏观体系中是不是也适用？他们40年前的这项实验，正是从科学角度证明了宏观体系一样遵循量子力学规律。他们在电路中把温度、噪声等干扰降到极低水平，证明了宏观体系中存在相同的量子效应，这直接催生了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总之，一是它有很深的物理思想，就是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二是它促进了超导量子计算的诞生和发展。
不会因为一次诺奖就一定“前景光明”
《中国科学报》：此次获奖会给量子力学及相关领域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国的布局如何？
匿名科学家：3位开创者虽然开辟了超导量子计算路线，但同时指出了其中的难点——如何把宏观量子体系的噪声、温度等各种干扰因素降到单量子水平，尤其是在达到一定规模后，这背后的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极其复杂。所以，我希望大家对量子计算机研发仍保持耐心，这个领域并不会因为获颁诺奖就一定前景光明、一帆风顺。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罗卫东：今年的诺奖颁给他们，主要是因为其研究的超导约瑟夫森结展现出宏观量子性质，包括量子隧穿和量子化能级。这是我们发展下一代量子技术的基础，我认为这是建造未来量子计算机最重要的技术路线，对我国量子计算发展具有鼓励和推动作用。
李晓鹏：目前，量子计算开始从实验室走向应用，我们也在关注量子计算是否可以在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上展现出应用优势，但具体落地还需要时间。现在确实是量子科技发展的大时代，获得诺奖只是一个方面，接下来肯定会引发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推动量子计算从基础科学向应用发展。
梁文杰：现在主流的量子计算路径包括超导量子计算、光量子计算、冷原子量子计算，以及硅自旋量子计算等，最接近工程化的可能就是超导量子计算。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领导的团队对此贡献很大，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等诸多单位也在这个方面贡献力量。中国量子计算在世界上有着重大影响力。
荣誉不只归于“大佬”
《中国科学报》：你跟几位获奖者是否有过交集？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罗卫东：最年长的是克拉克，他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20多年前，我在该校物理系读博士时，经常在物理系楼里碰到他。他个人特征挺明显的，一个笑眯眯的高个子老头。
匿名科学家：现在美国做量子计算的人中，许多都是克拉克的“徒子徒孙”。克拉克很有大科学家的风范。我记得有次开会，他的学生把他围在中间，热火朝天地讨论量子计算相关问题。
德沃雷特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记得一次在日本开会，他作完报告后我上前请教几个学术问题，他非常严谨，认真地问我问题是什么，然后才条分缕析地答复我。马丁尼斯则是一个非常活跃且思路开阔的人，关于他的“江湖传说”有很多。
郭国平：我们课题组没有与这3位科学家合作过，但早年间在几次会议上遇到过，其中马丁尼斯应该是最知名的。当年打造谷歌量子计算机，他功不可没。马丁尼斯是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特别专注于技术细节，对技术要求非常高，而且总能一点一点地往前做。
李晓鹏：我在一些会议上和马丁尼斯打过交道，一起喝过酒也聊过天。他是一位典型的美国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非常有热情，也很随和，很愿意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探讨科学问题。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2018年，我们聊了未来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方向。这一年刚好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马丁尼斯领导团队开发了72量子比特的新量子处理器Bristlecone。这项工作使超导量子比特的错误率降到量子纠错的阈值，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做成超导量子计算机。当时，马丁尼斯对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发展表示了巨大的信心。回过头来看，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趋势和他当时的预测一致。比如2024年12月，谷歌发布了最新量子芯片Willow，不过那时马丁尼斯已经离开谷歌了。
梁文杰：师生组合获诺奖的比较少，这鼓励了所有年轻老师和学生，荣誉并不只归于“大佬”，他们3位在该成果中的贡献都得到了认可。
《中国科学报》：此次诺奖的颁发对我们有何启发？
郭国平：作为从业者，只觉得肩上的压力更大、担子更重了。
李晓鹏：我认为，国内的量子科技，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已经发展到与国外同样的水平。但也要承认，我国在基础科学创新、人才积累方面，与美国仍有一定差距。
罗卫东：今年的诺奖属于凝聚态物理领域。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做科研的大部分是小团队，一个导师带着几个学生、博士后在干。很多时候，小科研团队开展自由探索型研究，也能够作出很重要的贡献。
梁文杰：我觉得，每位年轻的科研人员要找到“让自己一谈起来两眼发光”的领域，不必在意这个领域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关键在于你是否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个工作特别重要，值得花一辈子去追求。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11月16日，我国首台高能直接几何非弹性中子散射谱仪（以下简称“高能非弹谱仪”）通过验收，具备正式投入运行和开展科学实验的条件。
这台由中山大学和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联合研制建设的“超级相机”，填补了我国百meV（毫电子伏特）以上中高能非弹性中子散射谱仪的空白，将为热电材料、磁性材料、高温超导、能源材料、生命材料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研究平台。这也是我国首台飞行时间非弹性中子散射谱仪，标志着中国散裂中子源的研究领域将从材料静态结构拓展到材料动力学。
高能非弹谱仪利用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的特点，能直接探测到物质内部的微观运动。当中子与物质中的原子核发生“非弹性碰撞”时，中子会改变速度与方向，通过这些变化，科学家就能反推出物质内部的动态信息。
据谱仪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研究部副主任童欣介绍，高能非弹谱仪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能看清物质的静态结构，更具备探测物质内部原子、分子在皮秒（万亿分之一秒）时间尺度动态过程的能力，记录原子、分子如何振动、如何旋转、如何传递能量的每一个瞬间。如果说其他谱仪能给材料“拍照片”，那么高能非弹谱仪能给材料“拍视频”。
高能非弹谱仪于2019年9月开始建设，在多束实验模式上做出创新设计，多个部件均为建设团队自研，攻克了费米斩波器、超大型真空散射腔、适用于中子散射的磁体样品环境、大面积高压氦三中子探测器等系列关键核心技术，2023年1月12日首次探测到中子束流。经过两年的调试，高能非弹谱仪的入射中子能量为10-1500 meV，最佳能量分辨率达到3%，信噪比、单位功率入射通量等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谱仪提供3-800K高低温环境和7T磁场环境，可覆盖绝大多数非弹性中子散射实验场景。
高能非弹谱仪完成验收后，将进入试运行阶段，计划于2026年正式向用户开放，将为高温超导物理机制、量子磁性作用机制、热电材料输运性质、电池中离子扩散机制以及生物材料活性等前沿基础研究工作提供强大支撑。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高精度年代学研究，首次精确测定出月球阿波罗盆地形成于41.6亿年前，这一发现精准限定了该盆地形成的时间，将月球“撞击风暴”开始的时间点向前推进了至少1亿年，有助于推动人类重新认识地月系统的演化。该成果8月20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在3.5克月壤中发现了三颗大小在150微米到350微米的特殊岩石碎屑。这些岩屑是阿波罗盆地形成时产生的撞击熔融岩石，是记录撞击事件最理想的“岩石时钟”。研究团队准确测定了岩屑的年龄，同时综合遥感图像和地球化学数据等多方面的信息，最终确认岩屑记录的41.6亿年为阿波罗盆地的形成年龄。
嫦娥六号月壤中识别的撞击岩屑
月球表面遍布的巨型撞击盆地，其中大多数是约38亿年前太阳系内小天体撞击的遗迹。科学界一直争论这场太阳系内“撞击风暴”是逐渐减弱的，还是在距今约40亿到38亿年间出现了强度骤增。这一持续数十年的争议源于月球上关键撞击盆地缺乏精确年龄数据。嫦娥六号采样点所在的阿波罗盆地位于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内部，是该区域最大的次级撞击构造，其形成年龄可能标志着月球晚期撞击事件的启动时间。
综上所述，我国科研团队这项研究将月球“撞击风暴”开始的时间点向前推进了至少1亿年；并且通过分析，揭示了月球“撞击风暴”强度是呈渐变衰减趋势的，并不是强度骤增。这项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人类重新认识地月系统的演化。
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左）、玛丽·E·布伦科（中）和坂口志文。
“一个也没预测到，但他们获奖实至名归。”10月6日，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后，《中国科学报》直播间一时间被“爆冷”的气氛笼罩。但很快，几位解读嘉宾都认为，这项揭秘免疫平衡机制的研究值得一个诺奖，“只是时间问题”。
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玛丽·E·布伦科（Mary E. 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和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他们“因其在外周免疫耐受领域的发现而获奖”。值得一提的是，3位科学家在获得诺奖之前都是科学道路上默默无闻的耕耘者。
有些意外，但“实至名归”
《中国科学报》：对于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你有什么感想？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周旭宇：很意外。因为在2017年，这个领域已经获得过与诺奖级别相当的克拉夫特奖，该奖同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学界通常认为，获得此奖后再获诺奖的机会不大，当时获奖的科学家就包括坂口志文和拉姆斯德尔。
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胡志远：我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去了美国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SB），和布伦科做了同事。布伦科得奖让我喜出望外。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祁海：实至名归，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此前业内有不少人预测，今年奖项可能更偏向临床医学方向，但坂口志文等人的发现，其深远影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机制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黄波：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贡献最大的应该是坂口志文，这也是圈内的共识。
《中国科学报》：对于布伦科获奖且排在第一顺位，大家可能感到诧异，你怎么理解？
胡志远：她很擅长计算，而ISB正是以计算“起家”，在遗传数据、软件工程和计算资源方面投入巨大。从布伦科的获奖词可以看出，在2001年发表于《自然-遗传学》的一项研究中，她发现了突变小鼠的致病基因Foxp3，这个基因点位对调节性T细胞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曾默默无闻、兼职做科研
《中国科学报》：你跟几位获奖者是否有交集？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周旭宇：我跟拉姆斯德尔和坂口志文交集较多，有合作，也有竞争。比如，我在美国做研究时，与拉姆斯德尔实验室有直接合作。与坂口志文则更多是“对手”。在投稿过程中，他经常是我们的审稿人。他是一位非常严肃、严格的科学家，对论文质量要求极高。
《中国科学报》：坂口志文身上有什么特质特别吸引你？
祁海：坂口志文是一位典型的日本科学家，谦逊、话不多，但内心极为坚定，甚至有些固执。他当年的研究最开始不被主流认可，甚至一度找不到正式的教职工作。但他笃信自己追寻的答案是存在的，无论外界如何质疑，都心无旁骛地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这提醒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在诞生之初被视为异端，或被认为没什么意思、不是“真正的科学”。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质疑，忍受长期的冷遇与否定。
黄波：在过往的线下学术活动中，我和坂口志文有过不止一次的交流。参加学术会议时，坂口志文总是和夫人在一起，并很客气地向别人介绍她，能感到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坂口志文的酒量不是特别大，他的学生爱帮他挡酒。
周旭宇：拉姆斯德尔和坂口志文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一正一反”。坂口志文是一位非常低调、严谨的日本科学家，而拉姆斯德尔则是一位非常开放、热情的美国人。
坂口志文最让人敬佩的是对科研的坚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免疫学界有一个很热的概念叫抑制性T细胞，但在80年代，这个概念基本上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伪科学”。在当时几乎没人再相信抑制性T细胞的科研环境下，坂口志文还能坚持做相关研究，这份定力非常难得。
在1995年那篇里程碑论文中，坂口志文发现了表面分子CD25可以作为关键标志物来分离调节性T细胞，但投稿过程并不顺利，最终发表于《免疫学》（影响因子约5~6分）。以今天的标准，这项成果的首次发表显得“平淡无奇”，但他坚持下来了。
特别是坂口志文早期处境艰难，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作为临床医生还得拿出一半时间来看病人，只能兼职做科研。即使在那篇里程碑论文发表后，他仍备受质疑，直到Foxp3基因被拉姆斯德尔鉴定并与调节性T细胞联系起来后，才慢慢获得认可。他看起来是非常普通的人，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文章质量高、重复性好，展现了科学家最基本的态度。
《中国科学报》：拉姆斯德尔是一位什么样的科学家？
周旭宇：拉姆斯德尔性格很阳光，是典型的美国科学家。当他得到一个好数据，比如鉴定出Foxp3时，会非常高兴地跑去庆祝。我几次和他接触都是在学术会议间隙或者在酒吧里。他和我的导师杰夫·布鲁斯通（Jeff Bluestone）关系很好，后来他们共同创立了Sonoma Bio公司，致力于利用调节性T细胞开发下一代自身免疫病疗法。
《中国科学报》：你印象中布伦科是怎样的人？
胡志远：我相信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没怎么听说过布伦科。首先，她不是一个热门领域的“大PI”；其次，她的确非常低调，可以说一直默默无闻。
布伦科当时只是ISB一两百位“普通研究员”中的一员。大家都是自己申请课题、找基金项目，努力在感兴趣的领域开展一些研究。她聚焦于寻找一些疾病的致病基因，后续研究也在寻找其他靶标。
解决了核心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报》：请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今年的获奖成果到底解决了什么核心科学问题？
北京大学药学院客座教授、科普作家李治中：这项诺奖成果的核心是发现并研究了免疫系统的负向调节剂，或者叫作免疫系统的“保安”——调节性T细胞，这些细胞能阻止免疫细胞攻击人体。
在人体中，免疫系统一旦识别出一些抗原就会进行攻击，正常情况下这些抗原来自细菌、病毒等外来病原体。但问题在于，免疫系统有时会识别来自人体的抗原。而调节性T细胞的作用是阻止人体的免疫细胞，尤其是T细胞攻击自己的身体。
1995年，坂口志文通过动物实验得到了一个重要发现：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小鼠通过移植正常小鼠的细胞就能控制体内过于活跃的T细胞。移植的正常T细胞含有一些有抑制作用的T细胞，保护身体免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侵害，被命名为调节性T细胞。
2001年，布伦科和拉姆斯德尔揭示了某种小鼠特别容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原因。这些小鼠的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他们将其命名为Foxp3。他们还证明，人类对应基因的突变会导致一种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中国科学报》：这项突破对该领域的重要性在哪里？
祁海：“不完美”的标志物CD25成了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它让全世界科学家第一次能够真正分离、富集并研究这群神秘的细胞。你可以进行功能实验，可以做细胞回输，可以验证它们的抑制能力。如果没有这个突破，整个外周耐受领域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久。目前，这一基础发现已催生了全球超过250项临床试验。
应用前景广阔，对科研启发良多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项成果获奖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
威立（Wiley）高级编辑主任雷蕾：这项工作具有非凡的科学意义，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生命基本规律的理解，更为1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等多种病因未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解释和潜在的治疗靶点。
李治中：这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平衡的，不能走极端。这种平衡观对公众理解免疫系统具有重要启示——人体好不容易才进化出这种平衡，不要盲目追求提高免疫力。
黄波：重点在于观念的转变。以往大家认为，T细胞就是发挥免疫功能，但是因为这个发现，认识到T细胞也会发挥抑制免疫的功效。这如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阴阳平衡一样，机体免疫系统也需要平衡。
《中国科学报》：调节性T细胞相关研究尚未在临床应用上有太多表现，你对此怎么看？
雷蕾：目前基于调节性T细胞的疗法尚未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恰恰体现了诺奖的前瞻性。诺奖委员会并非只奖励已落地的应用，也看重科学发现的潜力。像mRNA疫苗、CRISPR基因编辑等这些最初源于基础探索的研究，如今都展现出巨大的临床价值。
李治中：一项重大发现从诞生到获得认可，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这项研究从发现到获奖历经了30多年——基础研究需要耐心和坚持。
周旭宇：调节性T细胞的应用其实非常广。比如，国内现在临床应用较多的低剂量白介素-2疗法，其科学基础在于通过调节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和活性平衡免疫反应。
《中国科学报》：3位获奖者的故事，对当下的科学研究、对年轻科学工作者有哪些启发？
周旭宇：我感触特别深的是，要敢于面对挑战。我初到美国时，导师告诉我“Dare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敢于做你想做的事）。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勇于挑战权威，挑战既定的条条框框，挑战那些我们称之为“定论”或“教条”的东西。它们不一定总是对的，也许你的下一个发现，就能让你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今年这几位获奖者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雷蕾：3位获奖者，尤其坂口志文在科研道路上勇气非凡。在一个几乎无人理解、无人看好的冷门领域，他敢于追问“笨拙”甚至“不合时宜”的问题。这种在孤寂中坚守的勇气，正是科学突破最珍贵的火种。
今天的诺奖故事，本质上是关于“平衡”的深刻寓言。免疫系统在攻击与耐受之间维持精妙的动态平衡，科研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科学工作者同样需要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在浮躁中保持专注，在目标与现实、理想与妥协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作为编辑，这次诺奖提醒我们，审稿时不仅要评估研究的即时影响力，更要判断长远潜力。无论是诺奖的评选，还是期刊的选稿，都应以更开放、更综合的视野，回应超越单一学科的全球性挑战。
科学是一场有序的接力。免疫领域已不是第一次获得诺奖，我想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一代科学家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