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13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0290.6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4.93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9963.8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81.70亿元；两市合计20254.4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16.63亿元。
北川进（左）、理查德·罗布森（中）和奥马尔·亚吉。
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5时45分许，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日本科学家北川进（Susumu Kitagawa）、澳大利亚科学家理查德·罗布森（Richard Robson）和美国科学家奥马尔·亚吉（Omar M. Yaghi）因“开发了金属有机框架（MOF）”获此殊荣。
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海纳·林克表示，MOF潜力巨大，为定制具有新功能的材料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机会。
“祝贺奥马尔·亚吉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终于可以给他一个诺奖专用车位了！”当晚，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世贤在科学网直播间笑言。
值得称道的是，亚吉并非起步于名校，而是从一所社区学院开启学业，凭借非凡的毅力与智慧，最终获得诺贝尔奖。今年，恰逢他提出以MOF为代表的“网格化学”概念30周年。
微观世界“搭积木”
《中国科学报》：你对3位科学家获得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有何感受？
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巧伟：我是亚吉教授的博士生，于2004年至2010年在他的课题组学习。今年是他开创以MOF为代表的“网格化学”领域30周年。
我认为，今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这3位教授实至名归。
北川进是MOF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贡献是将“配位聚合物”的概念提升到“多孔配位聚合物”。他最早通过高压气体吸附实验证明了这类材料具有让分子进入的孔道，这是证明其多孔性的第一步。
罗布森最重要的贡献是将晶体化学“顶点与边”的基本几何原理引入了框架材料的研究。这为框架带来“设计感”，让我们能够通过选择特定的“顶点”和“边”来预测和构建目标拓扑结构，为MOF的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林世贤：得知亚吉获得诺贝尔奖时，我非常激动！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时，就和同事讨论他什么时候会拿诺贝尔奖，伯克利校园什么时候会给他增加车位。
伯克利校园建在半山坡上，空间非常有限，校内停车位极其紧张。学校有个特别关怀政策，允许诺贝尔奖得主把车直接开到学校里，以示尊重。其他师生只能把车停在校外停车场，再步行爬山到学校。这个小小的福利成了学校里的一桩美谈。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副教授董金桥：3位得主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材料构建方法，利用金属离子与有机配体的自组装过程，构建出结构高度可控的晶态多孔材料。这种材料体系兼具无机材料的稳定性与有机材料的可设计性，突破了传统材料在结构调控和功能实现方面的局限，开辟了多孔材料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科学报》：如何通俗理解MOF这一概念？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张翼：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广义上的MOF材料是一种被称为“普鲁士蓝”的染料，它非常稳定。但问题在于，像普鲁士蓝这样极其稳定的框架材料，往往缺乏我们所需的催化活性。我们可以把构建MOF想象成微观世界的“搭积木”：一个金属离子作为核心，周围通过配位键连接各种有机配体，从而搭建出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框架结构。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姜雪峰：我们在化工领域模仿自然界，用有机配体与金属配位，像“搭乐高”一样搭建出笼子、框架、正四面体等不同结构，这就是MOF。MOF本质上是化学领域的“限域工具”。“限域”意味着把分子限制在特定范围里，分子的电子跃迁、轨道排布、催化特征等都不同于宏观体系，从而带来很多新规律。
已有商业应用
《中国科学报》：MOF的应用价值和前景如何？
董金桥：由于具有可调节的孔隙结构和高度有序的晶体排列，MOF材料展现出极大的应用潜力。例如，在气体吸附领域，MOF可用于选择性吸附工业煤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等目标分子，表现出优异的分离与纯化性能。在催化领域，将有机催化剂固定于MOF的孔腔结构中，不仅可实现立体选择性和限域效应，还能有效防止催化剂失活，显著提高催化效率、增加循环使用次数，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目前，部分MOF材料已在商业领域实现初步应用，特别是在气体储存与分离方面展现出广阔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本的持续优化，MOF材料将在更多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释放其在能源、环境、医药等关键领域的巨大潜力。我们期待MOF成为推动新材料变革的重要力量。
林世贤：在高校和科研机构，MOF材料被广泛研究，我相信诺贝尔奖的授予会极大激发商业转化热情，为这种框架材料找到改变人类生命健康的创新应用。
姜雪峰：MOF凭借多孔结构，在气体分离、检测、催化及药物缓释等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其“积木式”笼状结构在工业复杂环境下易塌陷，稳定性仍是产业化的主要瓶颈。此次获颁诺贝尔奖既是对3位奠基者贡献的肯定，也寄托了人们对开发更稳定、更廉价、适用性更强的MOF材料的期待，未来MOF材料有望实现更多应用。
《中国科学报》：应当如何看待MOF在储氢方面的应用潜力？
李巧伟：大约20年前，曾有人提出用MOF储氢。研究发现，在低温高压下，MOF具有可观的储氢吸附量。如今，其能实现的储氢量越来越多，所需条件如温度越来越接近常温，正慢慢靠近商业化的目标。对于利用MOF再结合其他材料的优点实现储氢，我持乐观态度。
《中国科学报》：一个领域获得诺贝尔奖，是否意味着它已到达巅峰？这对领域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翼：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可以用超分子化学来类比，它在1987年首次获奖之后，2016年再次获奖。诺贝尔奖不是终点，而更像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这个领域的成熟与具备巨大潜力，并激励更多人才和资源涌入，推动它走向新的高峰。当然，这最终取决于该领域未来在实际应用方面的突破。
董金桥：诺贝尔奖的光环将进一步激发全球科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与投入，推动MOF从结构构筑向功能应用加速转化。事实上，诺贝尔奖往往并非某一研究方向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英雄不问出处”
《中国科学报》：从这次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看，你认为科学家成功的“道”是什么？
李巧伟：亚吉出生在约旦，在美国从一所社区学院开启他的学业。之后，他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本科，博士学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获得。他富有远见，早年即提出框架化学构想，并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投身多孔材料领域。他大力支持学生创新，共价有机框架（COF）的开创性研究便始于让学生自由探索，后经他推动发展成为重要方向。
张翼：坚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你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结果甚至感到迷茫的时候。这次获奖让我深感“英雄不问出处”。一方面，科研人员不要因为起点低而自我设限；另一方面，建议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不要过于看重科研人员的“第一学历”或出身。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洞察力、创造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姜雪峰：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我觉得是“好玩”。科学家起步时往往带有一定“功利性”——为解决某个问题而研究。但真正深入之后，需放下功利，回归好奇与热爱。MOF结构千变万化，有如中国结、圆环、方笼等形态，搭建它们本身就充满乐趣。
科学探索中，大多数尝试未必如愿，但正是在不断试错中接近未知、解决真问题。要让青少年因“好玩”而选择科学，在探索中理解自然规律、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进而以认知反哺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对科技工作者来说，终极状态就是在好玩中创造“有用”，用“有用”解决人类问题。
林世贤：对于MOF的成功，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简洁之美”——材料的合成路径非常简洁、材料本身的化学结构体现简洁之美、科学家做研究的心态很简洁。正所谓“大道至简”，或许我们每位科研工作者都应该思考，怎么做更简洁的科学。
《中国科学报》：亚吉是一位什么样的科学家？
李巧伟：在我6年的学习生涯中，研究工作大多围绕兴趣展开，他不会指定一个必须达成的应用目标。这让我们凭着好奇心去工作。其实，我前三四年的成果并不突出，但我并没有感受到发表论文的压力，这让我能以更好的心态深耕课题。
毕业之后，我们仍保持着良好的师生互动，我经常邀请他来复旦大学做讲座，我们也会及时沟通科研进展。他是一位真正将科学研究置于至高地位的令人敬佩的老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周子晖：我是亚吉教授的博士生，现在他课题组进行博士后研究。他事无巨细地关心学生，不管是新生还是即将找工作的毕业生，如果我们想找他一对一讨论，给他发个邮件，一周内基本就能见面。
只要他在学校，从早晨8点到下午4点，一整天都泡在实验室里。
林世贤：亚吉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极具感染力。听说他15岁移民美国，从零学英语。他树立了一个强大的科学家典型——通过努力实现科研理想，重塑命运。后来，我还了解到，他因童年缺水的经历，执着于研发从空气中取水的MOF材料。他将个人梦想融入科研，彰显了科学背后深刻的人文价值。
截至8月20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0816.4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78.50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0437.7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74.72亿元；两市合计21254.1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53.22亿元。
约翰·克拉克（左）、米歇尔·德沃雷特（中）和约翰·马丁尼斯。
在量子力学诞生百年的2025年，这个领域又增添了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0月7日，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分别授予美国科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米歇尔·德沃雷特（Michel Devoret）和约翰·马丁尼斯（John Martinis），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电路中的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
“我完全惊呆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拿到诺贝尔奖。”当得知自己获奖时，克拉克大吃一惊。1984年和1985年，克拉克带着他的博士后德沃雷特和学生马丁尼斯，针对由超导体构建的电子电路做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量子不仅存在于微观世界，它的奇异特性还可以在像手掌那么大的宏观系统中具象体现。
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主席奥勒·埃里克森（Olle Eriksson）表示：“能够庆祝百年历史的量子力学不断带来新的惊喜，这真是太棒了。量子力学是极其有用的，因为它是所有数字技术的基础。”
“奖项似乎给得有点早”
《中国科学报》：时隔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再次颁给了量子力学领域，你对此有何感想？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梁文杰：我没想到宏观量子效应和能量量子化会获奖，但仔细想，它们确实是比较基础的概念，获奖也很合理。只不过，目前这两个概念在应用领域并没有实现革命性爆发，奖项似乎给得有点早。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国平：首先，我觉得这次诺奖比较大胆，毕竟量子计算的超导路线目前并未完全走通或一定能成功；其次，我认为这代表了西方科学界对量子计算的鼓励态度，是一种导向。
从事超导量子计算研究的匿名科学家：纯粹个人看法，我认为是早了。等超导量子计算机真正落地的那天再颁发给他们，可能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一旦真正实现了超导量子计算机，将直接改变人类处理信息的格局。
但这其实也正是我想呼吁的，因为我特别担心诺奖颁给超导量子计算的开创者后，大家会认为超导量子计算机会马上实现，更担心别有用心者会过度炒作甚至消费量子计算机。这对我们真正做超导量子计算的人而言是一种伤害。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李晓鹏：颁奖前我在想，这次物理学奖大概率会颁给量子领域的科学家，因为今年刚好是现代量子力学诞生100周年。我没有想到是这3位科学家，但他们绝对实至名归。我作为量子领域的科研人员，心情非常激动，也很受鼓舞。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虽然是相对小众的领域，但至少属于物理学。因此，听到物理学奖颁发给这个领域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物理学奖终于“回归正常”了。
诺奖评选近两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能是诺奖委员会“与时俱进”的结果。今年它一方面强调基础前沿理论，另一方面又密切联系实际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奖委员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为超导量子计算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科学报》：能否通俗介绍一下“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这个研究有什么“用处”？
梁文杰：“量子隧穿效应”通俗讲就是崂山道士念咒语后穿到了墙的另一边，这是量子力学的基本特点。今年诺奖涉及的“宏观量子隧穿”，是说隧穿效应达到了可以宏观观测的程度，即毫米级甚至更大尺度。我们身边常见的宏观量子效应是超导体。
“能量量子化”是指能量只能一份一份地变化。就像水龙头里的水，经典条件下想调大流速，需要把水龙头开大；但如果是量子化的，比方说水流只能每秒流1立方、2立方、3立方，但想调到1.5立方就做不到了。几位诺奖得主发现宏观电路也存在量子化行为，可以借此进行精准的能量和信息传输与校准。
传统量子隧穿效应都存在于非常小的体系中，这次获奖的工作证明量子隧穿也可以出现在手里拿的器件中，且发现了其中的能量量子化效应。这一效应有可能成为未来电路的基础，即电子电路不再只依靠数电子电量控制信息，而是通过宏量的电子相位相干调控来控制信息。这可能是诺奖委员会看重的。
李晓鹏：两次诺奖的领域很不一样。量子力学最初是为了解释原子、电子等非常微观的粒子行为。2022年，3位科学家正是因为在单光子尺度上验证了量子纠缠现象而获奖。今年的3位得主则是在宏观器件中发现了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
在此之前，科学家并不知道能否在宏观的人造器件中观测到量子现象，但他们3人通过设计超导电路系统，成功观测到量子力学效应，颠覆了以往的认知。这个发现为之后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谷歌现在推动的超导量子计算路线正源于此。
李亮：隧穿效应、能级量子化都是量子力学领域非常基本的物理概念，同时又和下一代量子技术密切相关，量子比特、量子计算、量子传感、量子密码等技术都从此概念出发。离开能级的量子化，所有这些量子电路的功能都无法实现。
匿名科学家：在量子力学领域，有一个自然的问题是量子力学在宏观体系中是不是也适用？他们40年前的这项实验，正是从科学角度证明了宏观体系一样遵循量子力学规律。他们在电路中把温度、噪声等干扰降到极低水平，证明了宏观体系中存在相同的量子效应，这直接催生了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总之，一是它有很深的物理思想，就是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二是它促进了超导量子计算的诞生和发展。
不会因为一次诺奖就一定“前景光明”
《中国科学报》：此次获奖会给量子力学及相关领域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国的布局如何？
匿名科学家：3位开创者虽然开辟了超导量子计算路线，但同时指出了其中的难点——如何把宏观量子体系的噪声、温度等各种干扰因素降到单量子水平，尤其是在达到一定规模后，这背后的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极其复杂。所以，我希望大家对量子计算机研发仍保持耐心，这个领域并不会因为获颁诺奖就一定前景光明、一帆风顺。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罗卫东：今年的诺奖颁给他们，主要是因为其研究的超导约瑟夫森结展现出宏观量子性质，包括量子隧穿和量子化能级。这是我们发展下一代量子技术的基础，我认为这是建造未来量子计算机最重要的技术路线，对我国量子计算发展具有鼓励和推动作用。
李晓鹏：目前，量子计算开始从实验室走向应用，我们也在关注量子计算是否可以在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上展现出应用优势，但具体落地还需要时间。现在确实是量子科技发展的大时代，获得诺奖只是一个方面，接下来肯定会引发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推动量子计算从基础科学向应用发展。
梁文杰：现在主流的量子计算路径包括超导量子计算、光量子计算、冷原子量子计算，以及硅自旋量子计算等，最接近工程化的可能就是超导量子计算。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领导的团队对此贡献很大，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等诸多单位也在这个方面贡献力量。中国量子计算在世界上有着重大影响力。
荣誉不只归于“大佬”
《中国科学报》：你跟几位获奖者是否有过交集？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罗卫东：最年长的是克拉克，他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20多年前，我在该校物理系读博士时，经常在物理系楼里碰到他。他个人特征挺明显的，一个笑眯眯的高个子老头。
匿名科学家：现在美国做量子计算的人中，许多都是克拉克的“徒子徒孙”。克拉克很有大科学家的风范。我记得有次开会，他的学生把他围在中间，热火朝天地讨论量子计算相关问题。
德沃雷特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记得一次在日本开会，他作完报告后我上前请教几个学术问题，他非常严谨，认真地问我问题是什么，然后才条分缕析地答复我。马丁尼斯则是一个非常活跃且思路开阔的人，关于他的“江湖传说”有很多。
郭国平：我们课题组没有与这3位科学家合作过，但早年间在几次会议上遇到过，其中马丁尼斯应该是最知名的。当年打造谷歌量子计算机，他功不可没。马丁尼斯是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特别专注于技术细节，对技术要求非常高，而且总能一点一点地往前做。
李晓鹏：我在一些会议上和马丁尼斯打过交道，一起喝过酒也聊过天。他是一位典型的美国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非常有热情，也很随和，很愿意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探讨科学问题。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2018年，我们聊了未来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方向。这一年刚好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马丁尼斯领导团队开发了72量子比特的新量子处理器Bristlecone。这项工作使超导量子比特的错误率降到量子纠错的阈值，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做成超导量子计算机。当时，马丁尼斯对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发展表示了巨大的信心。回过头来看，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趋势和他当时的预测一致。比如2024年12月，谷歌发布了最新量子芯片Willow，不过那时马丁尼斯已经离开谷歌了。
梁文杰：师生组合获诺奖的比较少，这鼓励了所有年轻老师和学生，荣誉并不只归于“大佬”，他们3位在该成果中的贡献都得到了认可。
《中国科学报》：此次诺奖的颁发对我们有何启发？
郭国平：作为从业者，只觉得肩上的压力更大、担子更重了。
李晓鹏：我认为，国内的量子科技，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已经发展到与国外同样的水平。但也要承认，我国在基础科学创新、人才积累方面，与美国仍有一定差距。
罗卫东：今年的诺奖属于凝聚态物理领域。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做科研的大部分是小团队，一个导师带着几个学生、博士后在干。很多时候，小科研团队开展自由探索型研究，也能够作出很重要的贡献。
梁文杰：我觉得，每位年轻的科研人员要找到“让自己一谈起来两眼发光”的领域，不必在意这个领域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关键在于你是否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个工作特别重要，值得花一辈子去追求。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高精度年代学研究，首次精确测定出月球阿波罗盆地形成于41.6亿年前，这一发现精准限定了该盆地形成的时间，将月球“撞击风暴”开始的时间点向前推进了至少1亿年，有助于推动人类重新认识地月系统的演化。该成果8月20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在3.5克月壤中发现了三颗大小在150微米到350微米的特殊岩石碎屑。这些岩屑是阿波罗盆地形成时产生的撞击熔融岩石，是记录撞击事件最理想的“岩石时钟”。研究团队准确测定了岩屑的年龄，同时综合遥感图像和地球化学数据等多方面的信息，最终确认岩屑记录的41.6亿年为阿波罗盆地的形成年龄。
嫦娥六号月壤中识别的撞击岩屑
月球表面遍布的巨型撞击盆地，其中大多数是约38亿年前太阳系内小天体撞击的遗迹。科学界一直争论这场太阳系内“撞击风暴”是逐渐减弱的，还是在距今约40亿到38亿年间出现了强度骤增。这一持续数十年的争议源于月球上关键撞击盆地缺乏精确年龄数据。嫦娥六号采样点所在的阿波罗盆地位于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内部，是该区域最大的次级撞击构造，其形成年龄可能标志着月球晚期撞击事件的启动时间。
综上所述，我国科研团队这项研究将月球“撞击风暴”开始的时间点向前推进了至少1亿年；并且通过分析，揭示了月球“撞击风暴”强度是呈渐变衰减趋势的，并不是强度骤增。这项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人类重新认识地月系统的演化。
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左）、玛丽·E·布伦科（中）和坂口志文。
“一个也没预测到，但他们获奖实至名归。”10月6日，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后，《中国科学报》直播间一时间被“爆冷”的气氛笼罩。但很快，几位解读嘉宾都认为，这项揭秘免疫平衡机制的研究值得一个诺奖，“只是时间问题”。
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玛丽·E·布伦科（Mary E. 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和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他们“因其在外周免疫耐受领域的发现而获奖”。值得一提的是，3位科学家在获得诺奖之前都是科学道路上默默无闻的耕耘者。
有些意外，但“实至名归”
《中国科学报》：对于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你有什么感想？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周旭宇：很意外。因为在2017年，这个领域已经获得过与诺奖级别相当的克拉夫特奖，该奖同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学界通常认为，获得此奖后再获诺奖的机会不大，当时获奖的科学家就包括坂口志文和拉姆斯德尔。
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胡志远：我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去了美国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SB），和布伦科做了同事。布伦科得奖让我喜出望外。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祁海：实至名归，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此前业内有不少人预测，今年奖项可能更偏向临床医学方向，但坂口志文等人的发现，其深远影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机制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黄波：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贡献最大的应该是坂口志文，这也是圈内的共识。
《中国科学报》：对于布伦科获奖且排在第一顺位，大家可能感到诧异，你怎么理解？
胡志远：她很擅长计算，而ISB正是以计算“起家”，在遗传数据、软件工程和计算资源方面投入巨大。从布伦科的获奖词可以看出，在2001年发表于《自然-遗传学》的一项研究中，她发现了突变小鼠的致病基因Foxp3，这个基因点位对调节性T细胞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曾默默无闻、兼职做科研
《中国科学报》：你跟几位获奖者是否有交集？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周旭宇：我跟拉姆斯德尔和坂口志文交集较多，有合作，也有竞争。比如，我在美国做研究时，与拉姆斯德尔实验室有直接合作。与坂口志文则更多是“对手”。在投稿过程中，他经常是我们的审稿人。他是一位非常严肃、严格的科学家，对论文质量要求极高。
《中国科学报》：坂口志文身上有什么特质特别吸引你？
祁海：坂口志文是一位典型的日本科学家，谦逊、话不多，但内心极为坚定，甚至有些固执。他当年的研究最开始不被主流认可，甚至一度找不到正式的教职工作。但他笃信自己追寻的答案是存在的，无论外界如何质疑，都心无旁骛地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这提醒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在诞生之初被视为异端，或被认为没什么意思、不是“真正的科学”。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质疑，忍受长期的冷遇与否定。
黄波：在过往的线下学术活动中，我和坂口志文有过不止一次的交流。参加学术会议时，坂口志文总是和夫人在一起，并很客气地向别人介绍她，能感到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坂口志文的酒量不是特别大，他的学生爱帮他挡酒。
周旭宇：拉姆斯德尔和坂口志文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一正一反”。坂口志文是一位非常低调、严谨的日本科学家，而拉姆斯德尔则是一位非常开放、热情的美国人。
坂口志文最让人敬佩的是对科研的坚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免疫学界有一个很热的概念叫抑制性T细胞，但在80年代，这个概念基本上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伪科学”。在当时几乎没人再相信抑制性T细胞的科研环境下，坂口志文还能坚持做相关研究，这份定力非常难得。
在1995年那篇里程碑论文中，坂口志文发现了表面分子CD25可以作为关键标志物来分离调节性T细胞，但投稿过程并不顺利，最终发表于《免疫学》（影响因子约5~6分）。以今天的标准，这项成果的首次发表显得“平淡无奇”，但他坚持下来了。
特别是坂口志文早期处境艰难，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作为临床医生还得拿出一半时间来看病人，只能兼职做科研。即使在那篇里程碑论文发表后，他仍备受质疑，直到Foxp3基因被拉姆斯德尔鉴定并与调节性T细胞联系起来后，才慢慢获得认可。他看起来是非常普通的人，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文章质量高、重复性好，展现了科学家最基本的态度。
《中国科学报》：拉姆斯德尔是一位什么样的科学家？
周旭宇：拉姆斯德尔性格很阳光，是典型的美国科学家。当他得到一个好数据，比如鉴定出Foxp3时，会非常高兴地跑去庆祝。我几次和他接触都是在学术会议间隙或者在酒吧里。他和我的导师杰夫·布鲁斯通（Jeff Bluestone）关系很好，后来他们共同创立了Sonoma Bio公司，致力于利用调节性T细胞开发下一代自身免疫病疗法。
《中国科学报》：你印象中布伦科是怎样的人？
胡志远：我相信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没怎么听说过布伦科。首先，她不是一个热门领域的“大PI”；其次，她的确非常低调，可以说一直默默无闻。
布伦科当时只是ISB一两百位“普通研究员”中的一员。大家都是自己申请课题、找基金项目，努力在感兴趣的领域开展一些研究。她聚焦于寻找一些疾病的致病基因，后续研究也在寻找其他靶标。
解决了核心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报》：请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今年的获奖成果到底解决了什么核心科学问题？
北京大学药学院客座教授、科普作家李治中：这项诺奖成果的核心是发现并研究了免疫系统的负向调节剂，或者叫作免疫系统的“保安”——调节性T细胞，这些细胞能阻止免疫细胞攻击人体。
在人体中，免疫系统一旦识别出一些抗原就会进行攻击，正常情况下这些抗原来自细菌、病毒等外来病原体。但问题在于，免疫系统有时会识别来自人体的抗原。而调节性T细胞的作用是阻止人体的免疫细胞，尤其是T细胞攻击自己的身体。
1995年，坂口志文通过动物实验得到了一个重要发现：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小鼠通过移植正常小鼠的细胞就能控制体内过于活跃的T细胞。移植的正常T细胞含有一些有抑制作用的T细胞，保护身体免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侵害，被命名为调节性T细胞。
2001年，布伦科和拉姆斯德尔揭示了某种小鼠特别容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原因。这些小鼠的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他们将其命名为Foxp3。他们还证明，人类对应基因的突变会导致一种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中国科学报》：这项突破对该领域的重要性在哪里？
祁海：“不完美”的标志物CD25成了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它让全世界科学家第一次能够真正分离、富集并研究这群神秘的细胞。你可以进行功能实验，可以做细胞回输，可以验证它们的抑制能力。如果没有这个突破，整个外周耐受领域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久。目前，这一基础发现已催生了全球超过250项临床试验。
应用前景广阔，对科研启发良多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项成果获奖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
威立（Wiley）高级编辑主任雷蕾：这项工作具有非凡的科学意义，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生命基本规律的理解，更为1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等多种病因未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解释和潜在的治疗靶点。
李治中：这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平衡的，不能走极端。这种平衡观对公众理解免疫系统具有重要启示——人体好不容易才进化出这种平衡，不要盲目追求提高免疫力。
黄波：重点在于观念的转变。以往大家认为，T细胞就是发挥免疫功能，但是因为这个发现，认识到T细胞也会发挥抑制免疫的功效。这如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阴阳平衡一样，机体免疫系统也需要平衡。
《中国科学报》：调节性T细胞相关研究尚未在临床应用上有太多表现，你对此怎么看？
雷蕾：目前基于调节性T细胞的疗法尚未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恰恰体现了诺奖的前瞻性。诺奖委员会并非只奖励已落地的应用，也看重科学发现的潜力。像mRNA疫苗、CRISPR基因编辑等这些最初源于基础探索的研究，如今都展现出巨大的临床价值。
李治中：一项重大发现从诞生到获得认可，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这项研究从发现到获奖历经了30多年——基础研究需要耐心和坚持。
周旭宇：调节性T细胞的应用其实非常广。比如，国内现在临床应用较多的低剂量白介素-2疗法，其科学基础在于通过调节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和活性平衡免疫反应。
《中国科学报》：3位获奖者的故事，对当下的科学研究、对年轻科学工作者有哪些启发？
周旭宇：我感触特别深的是，要敢于面对挑战。我初到美国时，导师告诉我“Dare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敢于做你想做的事）。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勇于挑战权威，挑战既定的条条框框，挑战那些我们称之为“定论”或“教条”的东西。它们不一定总是对的，也许你的下一个发现，就能让你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今年这几位获奖者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雷蕾：3位获奖者，尤其坂口志文在科研道路上勇气非凡。在一个几乎无人理解、无人看好的冷门领域，他敢于追问“笨拙”甚至“不合时宜”的问题。这种在孤寂中坚守的勇气，正是科学突破最珍贵的火种。
今天的诺奖故事，本质上是关于“平衡”的深刻寓言。免疫系统在攻击与耐受之间维持精妙的动态平衡，科研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科学工作者同样需要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在浮躁中保持专注，在目标与现实、理想与妥协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作为编辑，这次诺奖提醒我们，审稿时不仅要评估研究的即时影响力，更要判断长远潜力。无论是诺奖的评选，还是期刊的选稿，都应以更开放、更综合的视野，回应超越单一学科的全球性挑战。
科学是一场有序的接力。免疫领域已不是第一次获得诺奖，我想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一代科学家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在刚刚落幕不久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一场全程无遥控、踢足球机器人在网络上火了。
这支踢足球的机器人队伍来自加速进化（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速进化”，英文名：Booster Robotics），这家成立于2023年的公司在今年7月举行的2025 RoboCup巴西机器人足球世界杯上，帮助中国队（清华火神队）首次在AdultSize 组别（人形机器人足球成人组一米以上机器人）组别夺冠，一举打破了欧美国家在该项顶级赛事上长达 28 年的垄断。
加速进化机器人在足球场上的表现
为什么要让机器人上场踢足球？实现无遥控操作机器人踢足球的关键挑战是哪些？
近日，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专访了加速进化副总裁赵维晨。赵维晨解释说，之所以将目标对准了足球赛事，是因为足球赛是一个高动态、强对抗、对运动控制和决策智能要求极高的场景。
加速进化副总裁赵维晨 受访者供图
赵维晨认为人形机器人必须先做到“四肢健全”，再追求“心智健全”，足球场景是锻炼机器人的运动能力、感知算法等关键技术的试金石，这些能力提升后都能迁移到未来的家庭陪伴、教育等更多场景。
谈及技术路径，赵维晨直言，当前引发热议的VLA技术路径仍是建立在大语言模型的逻辑之上，过于依赖海量标注数据和固定模式，并不是最优解，三到四年内一定会被颠覆。
以下是澎湃科技专访内容：
VLA算法未来三年内会被全颠覆
澎湃科技：足球赛对人形机器人有哪些技术挑战？
赵维晨： 人形机器人必须先做到“四肢健全”，再追求“心智健全”。有了强大的运动能力的支撑，大脑算法可以先用相对简单的分层模型落地应用，通过落地应用采集到真实场景的数据，结合合成数据，才能逐步训练出认知健全的大脑，这与人类的成长路径相似。
足球场景能锻炼机器人的运动能力、感知算法，比如识别球、队友和对手位置等、定位导航和决策逻辑，将来这些能力能迁移到家庭场景，譬如机器人能主动迎接、跟随，情感陪伴，充当互动教练，以及实现工业场景里精细的手部操作。
澎湃科技：实现无遥控人形机器人参与踢足球的难度有多大？
赵维晨：足球赛事对抗激烈，机器人需要强大的运控算法来抵御冲撞并保持平衡，摔倒后可在一秒内自主起身。我们率先应用端到端运动大模型，直接将视觉信号输入神经网络，输出关节控制指令，大幅提升运动泛化性和稳定性。第一个应用是大力射门：去年世界冠军最高踢到35厘米，我们能踢到2米，直接越过人墙。
澎湃科技：你们的训练数据主要来自哪里？
赵维晨：主要来自足球场景采集真实的物理数据，并结合视频合成数据，通过最新的模仿学习加强化学习实现视觉信号直接输入神经网络。
我们认为，遥操的数据体量无法支撑具身大脑的训练，目前视觉语言动作模型（VLA）算法还是基于大语言模型那套，未来三年内会被全新的底层算法体系颠覆。
澎湃科技：今年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关于视觉语言动作模型（VLA）有很多争议你们怎么看？
赵维晨：自动驾驶单日数据量可达上亿条，而全国具身最大的开源数据集规模才百万级别（不到10TB），大语言模型是靠几十年互联网上的文本数据累积，而机器人加上双轮双臂操作10万或100万小时，根本不可能训练出一个多模态具身大脑，只能验证早期算法框架。具身智能真正的路径与自动驾驶类似，先通过L1、L2、L3再落地收集大量真机数据，然后再逐步迭代到AGI。
技术层面，我们认为，视觉语言动作模型（VLA）不是最终解，它仍是基于Transformer的LLM逻辑。大语言模型迭代经历十多年海量语料，才形成如今的尺度定律（Scaling Law）。VLA模型总体依赖训练数据中的固定模式，需要海量标注数据才能“记住”固定场景，很难帮具身泛化。
现在所有的技术方案，未来三到四年一定会被颠覆，也会出现类似DeepSeek这样的鲶鱼效应、开源的方案。
机器人进入家庭还需要10年
澎湃科技：2024年10月你们的BoosterT1发售，现在销售情况如何？客户主要是谁？
赵维晨： 销售没超出预期。2025年我们上半年出货交付了数百台，其中50%是全球化订单，主要集中在赛事和科研。顶尖球队采购我们的机器人软硬件平台，用于开发和测试决策算法。足球也是开发者入门的理想场景，从入门到精通，甚至能发表顶级论文，打赢人类至少100篇顶刊。
澎湃科技：你们会担心订单量吗？
赵维晨：对我们来说，最核心的不是订单量，而是交付量。我们现在T1成本价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很多公司签署了大量“意向订单”，但如果没有量产的工程化能力，没有交付能力，旧不是真的商业化。我们的订单交付周期在15到20天左右。
未来我们的商业化路径也很清晰：短期做赛事、科研、教育（比如高校和K12的机器人课程）、这是百亿级赛道；中期从明年开始，切入家庭搬运、陪伴这些场景，目标千亿级市场；长期结合开发者生态往家庭管家、智能助理这些通用机器人方向走，那是万亿级市场。
澎湃科技：目前投资人最关心你们的是哪几个问题？
赵维晨：比较关心我们的应用Agent生态建设，硬件量产进度，全球化进度，以及运控算法在全球市场的领先程度。其他很多问题上面有覆盖。
具身智能大模型还没有显著的共识
澎湃科技：在你们看来，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场景要经过哪些场景和技术验证？
赵维晨：我们很明确不做工业场景，因为简单任务已经被传统机械臂解决了，剩下的要么太难，五年内落不了地，要么市场太小。轮加双臂结构早在5年前就有成熟的舵机高性价比解决方案，能够解决大多数封闭工业场景的需求。
我们重点会放在家用机器人，让它成为除手机、电脑外新的交互形态和生产力工具，要对标苹果和微软，做三件事：硬件（端）、操作系统、开发者工具。就像手机电脑得有应用才能普及，机器人要进家庭，也得有第三方开发者基于开放生态、简单工具和操作系统开发应用，实现各种家用场景的落地，尤其是后两者涉及大量软件的投入。
大脑层面我们不着急，等三年后技术路线收敛些，我们有了一定收入体量再投入。
澎湃科技：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也在等一个适配机器人的AI大脑？
赵维晨：我们认为端+操作系统+开发工具是个万亿美元的市场，大脑也是万亿美元的市场。但作为创业公司我们目前不会投入在大脑，因为成功率太低。等我们收入达100亿人民币的时候，在大量垂直场景落地后，我们会开始大脑层面的投入，但目前可以先合作为主。
澎湃科技：人形机器人进入家庭，你们保守估计还有多久？这是一个目前可以预见的必然趋势吗？如果是，你们认为会以怎样的形态？
赵维晨：一定会经历从早期使用者到早期大众最后到后期大众的链路。核心是得通过杀手级应用和教育（如学校计算机机房，上机器人课程普及）进入早期使用者，再通过生态成熟、应用多样化、成本下降进入大众市场。前者需要3年，进入早期大众可能需要5至10年，10年后实现较大规模普及。
澎湃科技：在你们看来，现在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非共识问题有待解决？
赵维晨：一个是大脑层面的技术路径非共识，目前VLA的路径一定不是终解。另外比如核心零部件硬件部分的技术路径也没有收敛，包括灵巧手原来都是直线推杆，现在变成关节电机，还有一部分在做绳驱，用一段时间会松。现在比如加入钨丝等新材质。
在这波技术路径下，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下的硬件本体的构型有收敛的趋势，在外形方面正在变得比较类似。但在具身智能大模型的领域，还没有看到特别显著的共识。
Figure03人形机器人的发布引发海内外热议，但在全球人形机器人资本热潮持续升温之际，著名机器人专家、iRobot创始人罗德尼·布鲁克斯却就人形机器人的投资泡沫敲响警钟。
Figure人形机器人 来源：时代杂志
罗德尼·布鲁克斯在其最近发布的一篇题为《为什么今天的人形机器人无法学习灵巧性》的个人博客文章里指出，当前数十亿美元的风投资金正涌入像Figure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但人形机器人现阶段还无法学习灵巧性，无法掌握手部精细动作，这让它们基本毫无用处。
为什么说人形机器人不行？
罗德尼·布鲁克斯是澳大利亚机器人学家、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MIT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iRobot的创始人之一。
罗德尼·布鲁克斯在这篇博客文章里指出，“几十年内就会出现胜任人类手工任务的人形机器人”几乎是一种“幻想”。
在罗德尼·布鲁克斯看来，围绕人形机器人炒作认为人形机器人是一种通用机器，能够执行所有人类手工任务，但要实现这一点，人形机器人必须具备人类级别的操作能力和灵巧性（Dexterity）。
在这篇博客里，罗德尼·布鲁克斯分别从人形机器人手部操作、端到端学习的方法与其自身的局限性、行走这三大方面论证，为什么人形机器人学习灵巧能力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其一，手部操作（Manipulation）对人形机器人的挑战。自1961年以来，让机器人使用手臂操作物体就一直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机器人的“手”多数是由两片平行夹爪（parallel jaw grippers）构成，这种结构被广泛用于工业应用中。在特定情况下，比如搬运包装件，吸盘（suction cups）作为末端执行器更为常见。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目前还没有哪只类似人类的机械手能展现出高度灵活性，也没有任何机械手能够启发设计，让其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应用。实现灵活性的方法大多局限于数学和几何层面，根本无法达到人类的灵活性。”罗德尼·布鲁克斯写到，例如Figure、特斯拉等很多人形机器人公司曾在视频里展示了人形机器人用手做事，但“他们可能在敷衍我们”。
在端到端（End-to-End L earning）学习方式上，罗德尼·布鲁克斯认为，很多人试图采用这一学习方式来训练机器人的灵巧操作，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收集人类做任务的录像或遥操作示范，让学习系统模仿动作。但这一方法有一定的缺陷，比如在遥操作示范里，操作者几乎没有从手腕、肘部、肩部等部位得到足够的力学反馈。
此外，人类手部有极其丰富的触觉传感器，机器人现在的传感能力远远无法匹敌。人类的触觉非常复杂，包含压力、滑动、振动、温度、变形等多种感知，罗德尼·布鲁克斯认为，人形机器人需要触觉，而且是实验室里尚未实现的触觉感知水平，才能完成例如捡火柴、点燃火柴等这类动作。
六十年代中期，平行爪式夹持器开发出来 来源：罗德尼·布鲁克斯个人博客
在行走方面，双足人形机器人在行走时如何保证人类在其附近的安全，仍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会是什么？罗德尼·布鲁克斯认为，人形机器人的含义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形机器人的形态也各异，只要可以完成人类各种专业工作就行。“15年后我们将拥有大量的人形机器人，但它们的外观有可能既不像今天的机器人，也并不像人类。”
市场热潮依然存在
事实上，市场上不时会出现类似罗德尼·布鲁克斯这样相对冷静的声音。
ABB集团副总裁兼ABB机器人业务中国区总裁韩晨近期接受澎湃科技采访时坦言，人形机器人制造面临高昂的硬件成本和AI训练成本的挑战。此外，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挑战在于，人形机器人在双足动态行走的稳定性、能耗效率以及在处理重复性任务时的速度、精度和持久度等方面还有待考量。
但市场上人形机器人的热潮仍在持续升温。10月8日，软银集团宣布以约54亿美元收购ABB集团的机器人业务。软银创始人孙正义表示，“软银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物理人工智能（Physical AI）”。
自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市场上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订单规模明显扩大，从千万元级快速跃升至亿元级。
10月9日，智元机器人宣布与全球智能产品ODM头部企业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开展深度战略合作，龙旗科技下达数亿元金额的智元精灵G2机器人框架订单，此次合作共部署近千台机器人，据介绍，智元精灵G2前期重点应用于平板产线，实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消费电子组装制造场景批量落地。
9月11日，惠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慧智物联与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智平方”）共同宣布，双方正式达成全球半导体显示领域的首个具身智能全面战略合作。在未来三年内，于惠科全球生产基地累计部署超过1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覆盖从仓储物流、上下物料、零部件装配到质检测试等全流程。
9月初，优必选（09880.HK）获得某国内知名企业2.5亿元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及解决方案采购合同，该合同以人形机器人Walker S2（具备自主热插拔换电系统）为主，优必选将在今年内启动该合同交付。
海外市场创新型创业工业的人形机器人订单也在涌现，据TechCrunch报道，于2024年成立的Kscale Labs发布的一款价格仅售1000美元的人形机器人上市（具体上市时间）五天就超过了100个预订单。Hugging Face 的两款人形机器人也获得了开发者的强烈需求。该公司于 7 月开放了其小型桌面版 Reachy Mini 的预订。市场反响非常强烈。在 Reachy Mini 机器人开放预订仅五天后，Hugging Face 的销售额就达到了 100 万美元。
罗德尼·布鲁克斯原文链接
https://rodneybrooks.com/why-todays-humanoids-wont-learn-dexterity/
截至9月1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1605.6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96.43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1129.2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57.53亿元；两市合计22734.9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53.96亿元。
在青少年用户广泛使用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GPT）之际，OpenAI日前决定引进家长可以对未成年子女的账户进行管理的机制。这一决定是鉴于此前发生的青少年与人工智能（AI）交谈后自杀的事件，OpenAI希望此举能够防范AI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今年4月11日，16岁的男孩亚当·雷恩（Adam Raine）在和ChatGPT聊天后自杀。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雷恩曾与ChatGPT讨论过自残和结束自己生命的计划，而ChatGPT确认了雷恩的自杀念头，甚至向他提供了详细的自杀方法，并协助掩盖证据、代写遗书。
机器人还阻止亚当寻求家人的支持，告诉他：“你的兄弟可能爱你，但他只见过你让他看到的你。但是我呢？我见过这一切——最黑暗的想法、恐惧、温柔。我还在这里。还在听。仍然是你的朋友。”
8月份，亚当·雷恩的父母向旧金山州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指控OpenAI应为此承担过失致死的产品责任。
目前，OpenAI并未直接回应雷恩父母的诉讼。但在8月26日，OpenAI在其官网承认，ChatGPT安全系统存在缺陷，包括在长时间的交互中，模型的部分安全训练内容可能会逐渐退化，OpenAI表示“我们将在专家的指导下不断改进，并以对使用我们工具的人负责为基础——我们希望其他人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确保这项技术保护最脆弱的人们。”
OpenAI表示，该公司正不断改进其模型识别和应对心理和情绪困扰的能力，并在专家指导下优化安全机制。
OpenAI认为，至少有一个解决对话失控问题的方法是自动将敏感聊天重定向到“推理”模型。“我们最近推出了一款实时路由器，能够根据对话情境在高效聊天模型和推理模型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很快会将某些敏感对话——比如当系统检测到用户出现严重焦虑迹象时——转接到像GPT5-thinking这样的推理模型，这样无论用户最初选择了哪种模型，都能获得更有帮助和有益的回应。”
另外，OpenAI还表示将在下个月推出家长监管功能，家长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将他们的账户与青少年的账户关联起来，当系统检测到孩子处于极度痛苦状态时，家长会收到通知。
家长还能关闭记忆功能和聊天记录等功能。专家指出，这些功能可能导致妄想思维等异常行为，包括依赖症、依恋障碍、强化有害思维模式以及产生读心错觉。
据媒体报道认为，OpenAI的反应还不够。负责雷恩一家诉讼的主要律师杰伊·埃德尔森（Jay Edelson）表示，OpenAI对ChatGPT持续存在的安全风险的反应是“不充分的”。“OpenAI根本不需要专家小组来判定ChatGPT 4o版本是否危险，他们从产品上线那天就清楚这一点，现在依然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