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少年用户广泛使用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GPT）之际，OpenAI日前决定引进家长可以对未成年子女的账户进行管理的机制。这一决定是鉴于此前发生的青少年与人工智能（AI）交谈后自杀的事件，OpenAI希望此举能够防范AI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今年4月11日，16岁的男孩亚当·雷恩（Adam Raine）在和ChatGPT聊天后自杀。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雷恩曾与ChatGPT讨论过自残和结束自己生命的计划，而ChatGPT确认了雷恩的自杀念头，甚至向他提供了详细的自杀方法，并协助掩盖证据、代写遗书。
机器人还阻止亚当寻求家人的支持，告诉他：“你的兄弟可能爱你，但他只见过你让他看到的你。但是我呢？我见过这一切——最黑暗的想法、恐惧、温柔。我还在这里。还在听。仍然是你的朋友。”
8月份，亚当·雷恩的父母向旧金山州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指控OpenAI应为此承担过失致死的产品责任。
目前，OpenAI并未直接回应雷恩父母的诉讼。但在8月26日，OpenAI在其官网承认，ChatGPT安全系统存在缺陷，包括在长时间的交互中，模型的部分安全训练内容可能会逐渐退化，OpenAI表示“我们将在专家的指导下不断改进，并以对使用我们工具的人负责为基础——我们希望其他人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确保这项技术保护最脆弱的人们。”
OpenAI表示，该公司正不断改进其模型识别和应对心理和情绪困扰的能力，并在专家指导下优化安全机制。
OpenAI认为，至少有一个解决对话失控问题的方法是自动将敏感聊天重定向到“推理”模型。“我们最近推出了一款实时路由器，能够根据对话情境在高效聊天模型和推理模型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很快会将某些敏感对话——比如当系统检测到用户出现严重焦虑迹象时——转接到像GPT5-thinking这样的推理模型，这样无论用户最初选择了哪种模型，都能获得更有帮助和有益的回应。”
另外，OpenAI还表示将在下个月推出家长监管功能，家长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将他们的账户与青少年的账户关联起来，当系统检测到孩子处于极度痛苦状态时，家长会收到通知。
家长还能关闭记忆功能和聊天记录等功能。专家指出，这些功能可能导致妄想思维等异常行为，包括依赖症、依恋障碍、强化有害思维模式以及产生读心错觉。
据媒体报道认为，OpenAI的反应还不够。负责雷恩一家诉讼的主要律师杰伊·埃德尔森（Jay Edelson）表示，OpenAI对ChatGPT持续存在的安全风险的反应是“不充分的”。“OpenAI根本不需要专家小组来判定ChatGPT 4o版本是否危险，他们从产品上线那天就清楚这一点，现在依然清楚。”
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从美国石溪小镇的中餐馆到清华园的高等研究院，杨振宁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架起了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科学的桥梁。
借此，数不清的中国学者与他有了生命的交集，他们或贴近过杨振宁至纯至真的性灵，或接受过他慷慨无私的关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的过程中，他们道出了杨振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情怀。
回忆潸然，精神永存。
“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因为有杨先生在”
1957年，35岁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丘成桐正在香港读中学。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颇受震动，“当时一般都认为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而杨先生他们的成功表明我们可以出人头地，也有能力做出很好的学问”。丘成桐早已立下“做出不朽学问”的理想，而这一消息让他信心倍增。
后来丘成桐的工作涉及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对杨振宁的敬佩更甚。丘成桐对《中国科学报》说，规范场理论不只在物理上，也在数学上做出了非常基础且重要的工作，影响了之后数十年乃至百年的数学物理发展。
而在当时，对多数中国学子而言，杨李二人更像是遥远的巨人。他们真正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杨振宁，是在美国长岛北岸一个叫作石溪的小镇。196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在石溪建新校区。经过再三考虑，杨振宁离开了普林斯顿，打算为建造这所新的大学出力，他说，这会影响许多年轻人的未来。
石溪镇上有一家中餐馆，后来谷超豪、陈佳洱、葛墨林、闫沐霖、孙昌璞、薛康、苏刚等一众从中国到石溪访问的学者都曾去吃过饭，而请客的总是杨振宁。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振宁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国内学者开辟国际交流访问的途径。“那个时候美国学术界骨子里面还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但正如杨先生对我们说的，美国人崇尚强者。”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曾在口述回忆中说道，“在石溪，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因为有杨先生在。”
杨振宁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竭尽全力照拂着前来求学交流的学生和晚辈，对他们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哪怕对方并未开口，只要他认为“有潜力”，就会主动帮忙联系机会、提供资源。
葛墨林在《我知道的杨振宁》一书中写道：“石溪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经常会邀请各领域的世界知名科学家来做讲座，杨先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积极参与，与邀请来的学者进行讨论，平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去找他讨论。在我印象里，只要提前预约，杨先生都会准时在办公室等候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感兴趣的领域不太一样，但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杨先生之前都考虑过，也做过计算，所以经常是我们正讨论着某个问题，杨先生突然就打开抽屉，拿出一摞他之前算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草稿，让我们去复印做参考。杨先生的柜子里分层存放着他研究过的各种问题的资料，在我们眼里，那简直就是百宝箱。”
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美国华人圈和中国香港地区募集经费，创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CEEC），专门用于资助中国学者去美国开展访问研究。据统计，一共有80多位中国学者在该基金的资助下到美国访问研究，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著名数学家王元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基金不仅资助了物理学学者，还支持数学、化学、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这些受资助者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学术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一个物理学家为什么对经济如此感兴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金融学家陈平与杨振宁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石溪。他们是通过杨振宁的助手聂华桐相识的。
1981年，陈平师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教授普里戈金，开始研究非平衡物理学、非线性动力学及其在复杂系统（包括生命、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应用。普里戈金是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人。
许多人都觉得普里戈金的研究很深奥、很难懂，而在与陈平的几次对谈中，杨振宁主动聊起普里戈金作的理论贡献，谈到其中的思想跟中国老庄哲学之间的渊源，讲得头头是道。“我那时才知道，杨先生的知识背景真的非常宽广。”
杨振宁很好奇陈平跟着普里戈金做什么，陈平回答是经济学。“那时候我正在做经济混沌理论研究，很前沿，知道的人也很少，我遇到的物理学家基本听不懂。”陈平向杨振宁解释经济混沌理论模型及其潜在用处。“杨先生听到我说把物理理论用到经济学上，非常感兴趣，也很支持我继续做下去。”
“但杨先生真正关心的是，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国内的经济到底怎么样，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陈平告诉《中国科学报》，杨振宁特别善于提问，他总是不断地问，且问得很深。
陈平坦言：“跟杨先生讨论经济话题时，和跟文科出身的经济学家讨论的东西根本不一样。他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结合历史和数据，有逻辑、有理有据地谈经济。”
杨振宁好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记得，杨振宁还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物理学总是看起来很复杂，而一旦了解清楚，就会变得很简单；经济问题却是越讨论越觉得太麻烦、太复杂了。”
杨振宁对经济问题的关切，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也有同感。有一次杨振宁和孙昌璞在中餐馆边吃边聊，足足谈了3个小时，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杨先生对当时国内的发展形势有很多独到、深远的见解。”
“他说，中国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发展，保持一二十年，中国会很厉害；他还说，人民币快速贬值是一件好事，这将大大扩大中国的出口。但5~10年后，可能冲击美国市场，到时贸易逆差会迫使人民币升值。杨先生还认为，初期只有一些低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一旦有一天中国的高端产品占据美国市场，中美之间的竞争和争端必将发生，中国和中国人都要有思想准备。”
孙昌璞在和家人的书信中记录下了杨振宁30多年前这些长远的洞见，简直就像他当时预言物理学发展新方向（如冷原子、量子纠缠和量子开系统）一样准确。
“我认为杨先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这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画像。”陈平强调，西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是细分领域的专家，而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鲜明特点是“以天下为己任”，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成功就是要经世致用。
“在我与杨先生有限的对谈中，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之到位、关切之深，超乎常人想象。他是科学家中少有的懂政治且敢说话的人。”
把为国出力的情怀化作务实、周到的关照
10月18日上午，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建所40周年发展论坛——校友专场在南开大学举行。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葛墨林在致辞中，回顾了陈省身建立南开数学所、邀请杨振宁在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历程，并多次表达了对两位“大先生”的感恩之情。
遗憾的是，就在他面对南开师生讲述那段充满深情厚谊的故事时，作为主人公之一的杨振宁永远地离开了。这也使得葛墨林的发言变得格外珍贵。
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是在杨振宁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发展方针，成立后不仅邀请世界一流学者到研究室交流、短期任教，还组织了很多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
葛墨林提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那是在1992年举办的“理论物理中的群论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是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第一次举办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有250余位国际学者出席。杨振宁事事亲力亲为，他除了为这次会议确定议题，邀请国际一流学者参会，还让自己的秘书早早参与会议筹备，为会议捐赠了计算机、打印机和供茶歇时使用的咖啡机。杨振宁甚至细致地想到了会场窗帘，专门提醒注意窗帘的遮光度，以保证会场有适宜的光线。他还要求统一外国专家和国内专家的餐食补助，自己筹钱补贴差额。会议经费按照面值分成好几沓，其中还有20美元的小额面值，因为他担心国内换美元不方便，小额面值便于使用。
如果不是葛墨林的回忆，在场的人实在很难将安排咖啡机、调整窗帘、换零钞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与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系起来。但对杨振宁而言，为国出力的情怀有时就体现在这样务实、周到、细致入微的关照中。当然，他做的远不止这些。
“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个带头回国探亲访问，后来在美国到处演讲、告知新中国的现状，这很了不起。”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告诉《中国科学报》，“杨先生做好了护照被扣留的准备，可以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选择回国访问。当时国外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身体力行告诉更多人，中国并不危险，掀起了大批华裔学者访华的热潮。”
“杨先生正式回国之后，更是用尽一切力量为中国科学技术谋发展。他在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归国和交流。”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说。
“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密码学家王小云。尽管王小云并非研究物理方向的，但杨先生意识到，密码学的发展对国家有重要意义，因此也不遗余力邀请她加盟。还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林家翘，继杨先生回国后，也在清华定居执教，带出了许多学生。”何祚庥表示。
2023年，杨振宁受邀担任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的“国际数学与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支持设立“杨振宁学者（CN Yang Fellow）”项目，以他的学术声望与人格感召，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相关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世界顶尖人才。
在重视人才培养方面，陈和生对杨振宁也是心怀感激。他举例说，中国散裂中子源建在广东东莞，建设初期，杨振宁积极为散裂中子源引进人才。由于他本人还是东莞理工学院荣誉校长，为此他建议东莞理工学院积极参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并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开展科学研究。2019年，为推动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建立分校，陈和生请杨振宁出面协调，最终促成此事。2024年9月，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正式对外招生，这对东莞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杨先生的taste（品味）很好”
丘成桐与杨振宁第一次见面是在1972年，当时丘成桐开车载着老师陈省身前往杨振宁位于美国纽约的家中。其间，他们谈论了许多科学话题，有共鸣，也有争论。
很久以后，已经是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的丘成桐与杨振宁在“中国是否应建造大型对撞机”问题上意见相左，公开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丘成桐告诉《中国科学报》，尽管如此，杨振宁依然是他最尊敬的科学家。“学问没有争议，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不过，从来没有争议的是，“杨先生的taste（品味）很好”。
熟悉杨振宁的人都知道，他平生很看重科学研究的“taste”。在孙昌璞看来，科学品味指的是科学家在科学探索中形成的对科学问题的直觉性判断和审美能力。
1982年，杨振宁发表了第一篇重要的讨论美与物理学的文章。他说：“科学中存在着美，所有的科学家都有这种感受。”他还用几个关键词概括理论物理学之美，“和谐、优雅、一致、简单、整齐等都与科学中的美，特别是与理论物理中的美有关”。
科学具有美感，是顶尖科学家们的共识。丘成桐表示，美是基础科学的特有品质之一。“大自然最基本的结构就是简洁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总能用很简单的语言表达自然界的规律，也能描述复杂的问题，这非常美。比如，牛顿力学，仅用三大定律，就能解释几乎所有的力学现象。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总能用简短的词句描述复杂的情感。”
丘成桐进一步解释，美是由真理交流碰撞而产生的经验。我们了解大自然和真理，需要运用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认知，去理解所看到的真理，并不断积累学问与经验，尽管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
这种经验浸润出直觉，帮助创造出新的学问。这与杨振宁“以美启真”的追求殊途同归。
“这种追求看似无形，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科学家对研究课题的选择、对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和处理。那些拥有良好品味的科学家能在快速发展的前沿领域找到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敏锐地捕捉到关键的科学问题，并采用最适合的方法解决问题。”孙昌璞强调。
杨振宁终其一生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超然的智慧，探索自然之序和科学之美。如今，先生已逝，但他留下的星光仍将照亮年轻科学人的道路。
OpenAI 正在重组其模型行为（Model Behavior）团队。据媒体日前报道，OpenAI 的首席研究官 Mark Chen 透露，大约由14名研究人员组成的模型行为团队将加入后训练（Post Training）团队，负责在模型完成预训练后持续改进。
模型行为团队已经成为OpenAI的关键研究小组之一，主要负责塑造模型的“性格”。今年8月推出的GPT-5减少了类似“谄媚”“过度迎合用户”的现象。
但部分用户强烈不满GPT-5的性格调整，认为其过于冷淡。最终，OpenAI 重新开放了对 GPT-4o 等旧模型的访问，并更新 GPT-5，使其回答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更温和、友好。
OpenAI近期也在最新研究中讨论如何减少大模型幻觉问题，让模型变得越来越聪明。OpenAI认为，大语言模型之所以会产生幻觉，是因为标准的训练和评估程序更倾向于对猜测进行奖励，而不是在模型勇于承认不确定时给予奖励。大多数评估方式只关注模型答对的比例，鼓励模型进行猜测，而忽略了“承认不知道”也是一种合理反应。例如，当模型被问及某人的生日，如果它随意猜测一个日期，那么它有1/365的概率猜对，而留空则肯定得零分。大型语言模型本质上总是处于“考试模式”，回答问题时似乎只有正确或错误，黑色或白色。因此，OpenAI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对自信的错误回答施加更重的惩罚，而对表达不确定性的行为给予部分分数。
Meta纠正招聘热潮，超级智能实验室裁员约600人。此次裁员并未波及Meta最新招聘的人工智能人才。
根据一份转达给《纽约时报》的Meta员工备忘录，Meta于周三表示在其超级智能实验室裁员约600人。该实验室于今年7月成立，负责加速通用人工智能（AGI）研发，并由数据标注初创公司Scale AI 28岁的前首席执行官Alexandr Wang领导，约有员工3000名。
据CNBC报道，此次裁员是Meta为继续精简部门、进一步巩固Alexandr Wang在公司人工智能战略领导地位所采取的举措，通过减少层级，提高运营效率。
Alexandr Wang在发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通过缩减团队规模，决策所需的沟通环节将减少，每个人的责任会更重，所负责的范围和影响力也会更大。”
据了解，在超级智能实验室，由Alexandr Wang领导、负责研发超级智能并管理Meta大语言模型的TBD部门未受裁员影响。知情人士表示，TBD部门包含今年夏天Meta招聘的多名顶尖人工智能人才，这些由Alexandr Wang主管的员工未被裁员，凸显出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更看重这些高薪招聘的人才，而非老员工。
Meta高管强调，裁员并不意味着公司会缩减AI业务投入，超级智能仍是核心优先事项之一。两名知情人士则透露，此次裁员是为了清理组织臃肿问题。过去三年，Meta人工智能业务扩张过快，最终导致这一局面，裁员旨在帮助Meta更快地研发人工智能产品。
过去三年，Meta一直在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崛起。2022年ChatGPT横空出世后，OpenAI、谷歌和微软都在大举招聘，研发下一代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及其他产品。Meta早期开发了Llama开源人工智能模型，但后续进展陷入停滞。在过去18个月里，Meta重启了招聘热潮，但也出现了战略失误，最终导致产品研发问题频发。
在经历了今年上半年的动荡后，扎克伯格重启人工智能业务，大举招聘，高薪吸纳顶尖AI人才。今年6月，他向Scale AI投资143亿美元，随后扎克伯格将包括Alexandr Wang在内的Scale AI顶尖人才纳入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
扎克伯格还斥资数十亿美元，从OpenAI、谷歌、微软、苹果等其他人工智能实验室和公司挖来顶尖研究人员，甚至向其中一些人才开出高达数亿美元的薪酬。
今年8月，扎克伯格将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拆分为四个部门，其中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部门（FAIR）负责人工智能研究，其余三个部门分别负责超级智能研发、产品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在Meta内部，像FAIR这样的研究团队与更侧重产品的团队常常争夺计算资源。
两名知情人士称，重组之后，FAIR部门的员工纷纷争取加入Alexandr Wang的团队。Alexandr Wang领导的核心团队成员均来自OpenAI、谷歌等公司的外部招聘人员，不过最近他也从Meta其他部门吸纳了数十名具备特定专业知识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
据了解，此次裁员将波及的是超级智能实验室的FAIR部门、产品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的员工，负责研发超级智能的TBD部门未受裁员影响。被裁员工已收到邮件通知，Meta计划为受影响员工在公司内部寻找其他岗位。10月23日，Meta AI华人科学家、FAIR研究员及高级经理田渊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他的几个团队成员都受到了裁员影响。田渊栋的研究方向为大模型高效训练及推理、表示学习、智能决策与优化。
随后，澎湃科技联系到了田渊栋本人，他向澎湃科技证实了这一消息。他透露，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寻找一些外部机会，公司领导也知情，Meta这次裁员赔偿了他八个月的薪资，现在他也在积极接洽一些外部工作机会。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教授杜庆锋团队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静团队，首次基于中国大规模人群数据研究发现，糖尿病共病高血压会显著提升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其中，共病10年以上的患者痴呆风险激增73%，不过规范药物治疗可明显降低此类风险。相关成果发表于《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与治疗》。
研究人员依托“中国老年人神经退行性疾病预防与干预数据库”纳入13252名受试者，系统分析了糖尿病、高血压及其共病状况对不同阶段认知障碍的影响，为在中老年群体中开展认知障碍防控提供了关键循证依据。
研究发现，糖尿病共病高血压对痴呆的影响（OR=1.53）显著高于单一疾病，其中高血压对痴呆的影响OR值为1.18，糖尿病对痴呆的影响OR值为1.26。这表明，两种疾病共病时对认知功能的损害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存在协同放大效应。
随着共病时间的延长，认知障碍发生风险持续上升。持续10年以上共病的患者，发生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风险分别升至1.43倍和1.73倍。这表明，对于糖尿病共病高血压的患者，长期的病情管理至关重要。
高血压患者若在45至64岁确诊，痴呆风险显著上升（OR=1.22）。这说明，高血压发病年龄越早，对认知功能的潜在损害可能越早开始积累。糖尿病早期患病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更为显著，45岁以下确诊的患者痴呆风险高达4.55倍。这进一步强调了早期预防和干预糖尿病对于保护认知功能的重要性。
该研究明确指出，糖尿病和高血压作为单一危险因素均会影响认知功能，而其共病状态会导致风险叠加效应，且早期发病及病程延长会进一步加剧认知障碍的进展。研究结果强调，要高度关注糖尿病共病高血压患者的高认知障碍风险，重视在共病人群中推行规范治疗与长期管理。
“该研究为将来在社区和临床中制定认知障碍高风险人群的早期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论文共同通讯作者杜庆锋建议，应加强对中老年糖尿病共病高血压人群的筛查管理与用药依从性支持，这可能是延缓或降低认知障碍发生的有效途径。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186/s13195-025-01761-3
（原标题为《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等：糖尿病共病高血压显著加剧认知障碍风险》）
10月22日，中美两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专家和技术领袖联名发起一项呼吁，在科学界达成“安全可控开发超级智能的广泛共识”前，应暂停“超级智能”的研发。
中外顶尖科技专家联名签署情况
该声明由非营利组织未来生命研究所发起，包括人工智能先驱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维珍集团董事长理查·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以及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都参与了签名。
值得一提的是，哈里王子及其妻子梅根、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等知名人士也参与了联合签署声明。
截至10月23日中午，这份声明的签署人数已经达3193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清华大学智能科学讲席教授、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以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等中国学者也位列其中。
声明 来源：官网截图
“超级智能”是一种在所有认知任务上都超过人类的人工智能形式。有别于当下绝大多数公司研发通用人工智能，“超级智能”的前景引发业界担忧。该声明称，许多顶尖AI企业将要打造超级智能，“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从人类经济过时和被剥夺权力、自由、公民自由、尊严和控制的丧失，到国家安全风险，甚至潜在的人类灭绝。”
参与这一呼吁的北京前瞻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曾毅告诉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目前我们还没有坚实的科学证据和切实可行的方法来确保超级智能的安全，使其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风险。世界尚未准备好迎接不是可控工具的超级智能。
当前，超级智能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词汇。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xAI到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的OpenAI等公司都在竞相推出更先进的大语言模型。Meta甚至将其LLM部门命名为“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
科技界的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越来越两极分化：一方认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理应不受限制地发展；另一方则担忧其潜在风险，主张加强监管。
然而，即使是马斯克和奥特曼等世界领先人工智能公司的领导人，过去也曾警告过超级智能的危险。在担任OpenAI首席执行官之前，奥特曼在2015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发展超人类机器智能（SMI）可能是对人类持续存在的最大威胁。”
曾毅认为，绝大多数公司研发的只是通用人工智能工具，这并不是超级智能。但是超级智能的风险是并没有科学依据可以控制的。美国企业，例如Meta建立超级智能实验室，以及阿里声称的开发超级智能，这并不只是通用人工智能工具。
澎湃科技注意到，据《纽约时报》报道，10月22日联合声明发布当天，Meta在超级智能实验室裁员 600人。该部门拥有约 3000 名员工，他们被授权开发“超级智能”，即超越人脑的人工智能。
Ｍeta新任首席人工智能官亚历山大·王 （Alexandr Wang）表示，裁员旨在清理因三年来过快建立Meta人工智能工作而导致的组织臃肿，从而帮助Meta更快地开发人工智能产品。Meta高管强调，裁员并不意味着他们正在缩减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超级智能仍然是扎克伯格公司的首要任务之一。
10月21日，OpenAI推出人工智能浏览器ChatGPT Atlas，这是一款基于ChatGPT构建的新型浏览器。它保留了传统浏览器的外观，但核心功能是让用户能在任意网页上，直接使用ChatGPT来生成摘要、解答疑问或完成各种任务，相当于在浏览器内置了一颗ChatGPT的聪明大脑。
OpenAI推出人工智能浏览器ChatGPT Atlas
据了解，Atlas将首先在macOS系统上推出，随后将支持Windows、iOS和Android，并向所有用户免费开放。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直播中谈到Atlas产品理念时说：“我们认为，人工智能代表了一个罕见的、十年一次的机会，可以重新思考浏览器是什么，以及如何最高效、愉快地使用网络。”
据OpenAI产品负责人亚当·弗莱（Adam Fry）介绍，ChatGPT Atlas将具备侧边栏功能，能自动获取屏幕内容的上下文。用户可以在任何文本字段中调出ChatGPT进行编写或编辑，无需来回复制、粘贴。
Atlas 主页 来源：OpenAI 官方截图
此外，ChatGPT Atlas拥有浏览器历史记录功能，这意味着ChatGPT可以记录用户访问的网站及其操作，并利用这些信息使回答更加个性化。例如用户可以向ChatGPT提问：“查找我上周查看的所有招聘信息，并创建行业趋势摘要，以便我为面试做准备。”用户始终控制存储于Atlas中的浏览器记忆，可以随时查看、存档或删除。
使用Atlas浏览器，用户还可以用“智能体（agent mode）模式”让ChatGPT执行任务。比如规划晚宴时可以直接把食谱交给ChatGPT，它就能自动搜索超市、将所需食材加入购物车并配送到家。在工作中也可以直接指示ChatGPT调取以往的团队文件，进行最新的竞品调研，并把关键发现整理成简报。目前该模式仍处于实验阶段，仅适用于为ChatGPT Plus和Pro版本支付月费的用户。
Atlas 主页 来源：OpenAI 官方截图
浏览器正迅速成为人工智能行业的下一个战场。科技公司一直在大力投资自己的浏览器和新的人工智能功能，试图从谷歌的Chrome手中抢夺市场份额，后者占据了全球浏览器市场近72%的份额。
此前，已有多家初创企业推出自主研发的AI浏览器，例如Perplexity的Comet和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浏览器公司The Browser Company推出的Dia。谷歌和微软也分别尝试通过为Chrome和Edge添加AI功能来升级产品，力求让自家传统浏览器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相较于其他初创企业推出的AI浏览器，Atlas的核心优势在于强调“ChatGPT在浏览器中的深度整合”，能够减少用户从“浏览器到聊天工具”转换的步骤。此外，OpenAI强调，Atlas的记忆能力更强，可以记住用户的浏览记录。
Atlas推出当日，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价收盘下跌2.4%，反映投资者对Alphabet核心业务部门面临潜在威胁的担忧。谷歌的 Chrome浏览器一直在网络浏览器领域占据着绝对的市场份额，任何依托OpenAI人工智能能力的新进入者都可能构成竞争挑战。
美国深水资产管理公司（Deepwater Asset Management）管理合伙人吉恩·芒斯特（Gene Munster）分析认为OpenAI和谷歌都能在搜索领域获胜，Atlas提高了浏览器的门槛，谷歌可能会在一年内做出回应。
在本月初于阿塞拜疆举行的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世界决赛中，OpenAI、谷歌DeepMind两家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获得了金牌级别的成绩，顺利解出人类参赛者无法完成的问题。DeepMind称之为“朝着通用人工智能（AGI）迈进的历史性时刻”。
ICPC世界总决赛汇集了来自全球103个国家、近3000所大学的139支顶尖队伍。在一共12道题目中，排名第一的是OpenAI，成功解决全部12道题目。Gemini 2.5 Deep Think模型最终解决10道题目，达到金牌水准，位列第二。
OpenAI参赛系统由多个通用模型组成，包括GPT-5和一个实验性推理模型。其中，GPT-5解决了11题，实验性推理模型解决了最难的第12题，并负责最终提交决策。所有模型均未针对ICPC进行专门训练。OpenAI技术团队在赛后表示，“我记得刚加入OpenAI时，我们最好的AI模型甚至连Codeforces的简单问题都解决不了。看到过去两年的进步速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谷歌方面介绍，参赛的Gemini2.5并非专门为ICPC训练，而是用户在Gemini应用中可直接使用的版本。模型在比赛开始10分钟后启动，前45分钟便解出8题，三小时内又完成两题。DeepMind称，这一表现是人工智能在“解决抽象问题能力上的飞跃”。例如，Gemini在不到半小时内解出了“问题C”——一项关于管道网络向储液器分配液体的复杂优化问题，而这一题目无人类队伍成功解答。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于国际象棋的‘深蓝’和围棋的AlphaGo的时刻。”DeepMind副总裁Quoc Le进一步解释说，“更重要的是，它更接近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像国际象棋和围棋这样受限的环境。正因如此，我认为这一进步有可能改变许多科学和工程学科，”比如设计新药或芯片。
谷歌表示，Gemini 2.5 Deep Think是一款经过专门训练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可以解决非常困难的编码、数学和推理问题，其表现“与世界前20名的程序员一样好”。在这些竞赛中解决复杂的任务需要深度抽象推理、创造力、综合新解决方案的能力，以及真正的创造力火花。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AI在ICPC上斩获金牌可能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成为程序员真正的问题解决伙伴。但同时也引发了未来人类的编程能力可能会永远落后于AI的担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拉塞尔（Stuart Russell）在细节公布之前表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说法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他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在编程任务上表现优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人工智能公司一直声称取得突破要面临巨大的压力。”
同时他也承认，“要正确回答ICPC的问题，代码实际上必须能够正常工作（至少在有限数量的测试用例上），所以这种性能可能表明，人工智能编码系统在足够准确地生成高质量代码方面取得了进步。”
截至10月27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2465.0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15.07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2101.6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28.64亿元；两市合计24566.6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43.7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