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项临床试验中，美国Lexeo Therapeutics公司的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Friedreich Ataxia，FA）心肌病基因疗法LX2006耐受性良好，没有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心脏生物标志物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但对患者生活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评估。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5日，美国Lexeo Therapeutics公司宣布其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Friedreich Ataxia，FA）心肌病基因疗法LX2006的最新进展：在一项1/2期临床试验和一项美国威尔康奈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ine） 研究者发起的 1a期临床试验中，LX2006 耐受性良好，没有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心脏生物标志物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而且这些改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是一种遗传性、进行性、退行性多系统疾病，由FXN基因突变引起，这种突变会破坏frataxin蛋白的正常产生，而frataxin蛋白对细胞内线粒体的功能和心脏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其缺失会导致周围神经和大脑中控制运动和平衡的部分受损，从而导致神经系统相关症状，包括肌肉协调受损或共济失调，这些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通常会出现各种心脏疾病，包括心肌增厚或肥厚性心肌病和心律失常。
2024年2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首款用于治疗16岁以上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的处方药Skyclarys，但目前全球尚无治疗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心肌病的药物。
据Lexeo公司公告，LX2006是一种基于腺相关病毒（AAV）的基因治疗候选药物，静脉注射治疗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心肌病。它可以递送功能性frataxin基因，促进frataxin蛋白的表达并恢复心肌细胞中的线粒体功能。
此次公布的数据包括8名参与者的记录，研究者对他们进行了至少6个月的随访。数据显示，可评估的患者中，FXN蛋白的表达水平有所提高。研究开始时，有4名受试者的左心室质量指数（left ventricular mass index，LVMI）升高，其中3名受试者的左心室质量指数（一种预测心脏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指标，小于50%为正常值）在12个月时减少了超过10%。研究者还观察到侧壁增厚（心脏功能不全的早期指标）减退的现象，心肌损伤的生物标志物也有所减少。
2024年4月，Lexeo公司公告称，FDA已授予LX2006治疗FA心肌病的罕见儿科疾病资格、快速通道资格和孤儿药资格。
据生物医药行业媒体Fierce Biotech报道，Lexeo公司尝试通过VO2 max来评估该药物对患者生活的影响。VO2 max指运动过程中身体能够吸收和使用的最大氧气量，是衡量心肺适能的指标。数据显示，8名参与者中有3名的峰值VO2无法达到可靠解读的水平，其他5名受试者的该值在6个月后平均改善了1%，12个月后平均改善了4%。Lexeo将继续在研究中评估峰值VO2，并正在探索其他可能对患者群体更有用的心肺运动测试方法。
这些数据意味着支持LX2006的证据仅来自心脏评估。Lexeo表示，有药物因LVMI或转基因表达而获得批准的先例。根据这些结果，Lexeo计划加速该疗法开发，包含与监管单位讨论关键试验的设计与申请潜在的加速批准。
Fierce Biotech报道称，Skyclarys仅在神经学指标上显示疗效，而LX2006针对心脏指标，这使二者有所区别，但未来几年市场可能会变得更具竞争性。Voyager Therapeutics 和 Neurocrine Biosciences 正在研究FXN基因疗法，Solid Biosciences和Lacerta Therapeutics也在进行基因治疗，而Prime Medicine和Tune Therapeutics则有早期的基因编辑项目。
参考资料：
1.https://www.fiercebiotech.com/biotech/lexeo-links-gene-therapy-improvements-rare-heart-disease-disappoints-investors
2.https://www.lexeotx.com/programs/cardiac-programs/friedreichs-ataxia/
3.https://ir.lexeotx.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lexeo-therapeutics-announces-positive-interim-phase-12-clinical
·国际艾滋病协会表示，这位成年男性似乎是世界上第七位通过干细胞移植治愈HIV感染的人。更重要的是，这是第一例接受携带单个CCR5-delta32突变拷贝的干细胞移植的HIV治愈病例，这可能对未来发展更具可扩展性的HIV治愈策略产生积极影响。
当地时间7月22日，第2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7月18日，国际艾滋病协会（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IAS）官网公布了大会的科学亮点之一：全球第七例接受干细胞移植后的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治愈病例。
这名患者被取名为“下一位柏林病人”，来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的Christian Gaebler博士发表了一项研究。患者是一名成年男性，于2009年被诊断出携带艾滋病毒，后来又被诊断出急性髓系白血病。2015年，Gaebler的临床团队决定为他进行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鉴于delta-32突变可以提供对HIV的自然抵抗力，团队开始寻找具有CCR5-delta32纯合突变的供体。由于这类基因突变十分罕见，医生最终找到携带一个CCR5-delta32杂合突变的供体，即供体干细胞携带一个突变拷贝和一个正常拷贝。研究人员发现，造血干细胞移植不仅治疗了该名患者的癌症，而且似乎治愈了他的HIV感染。
Gaebler介绍，这名患者在2018年底自行停止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从那时起，患者处于无治疗的HIV缓解状态。在将近6年时间里，他们测试了该患者的血液和其他组织，未发现任何病毒的迹象。
国际艾滋病协会表示，这位成年男性似乎是世界上第七位通过干细胞移植治愈HIV感染的人。更重要的是，这是第一例接受携带单个CCR5-delta32突变拷贝的干细胞移植的HIV治愈病例，可能对未来发展更具可扩展性的HIV治愈策略产生积极影响。
此前宣布被治愈或可能治愈的六名HIV感染患者分别被称为“柏林病人”、“伦敦病人”、“纽约病人”、“希望之城病人”、“杜塞尔多夫病人”和“日内瓦病人”，他们都通过治疗癌症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治愈或缓解了HIV感染。
据悉，CCR5是白细胞上的受体蛋白，HIV利用它来感染细胞，delta-32 突变使病毒无法与蛋白质结合并进入细胞。作为一种逆转录病毒，HIV随后将其部分DNA插入受感染细胞的基因组中，在体内形成难以根除的病毒储存库。
前述另外六名治愈个体中，五位患者都接受了携带delta-32突变纯合子的供体细胞移植，这意味着移植后他们没有能让病毒结合的功能性CCR5受体。唯一的例外是“日内瓦病人”，其供体细胞完全没有delta-32突变。在为期20个月的临床随访中，尽管患者仍具有供HIV感染细胞的受体，但病毒并没有复发。Gaebler说，相对于“日内瓦病人”，“下一个柏林病人”的临床随访时间更长。
据Fierce Biotech报道，delta-32杂合突变比纯合突变更常见。Gaebler介绍，在欧洲，delta-32杂合突变和纯合突变的比例大约为16%和1%。已报道的七名治愈案例都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以治疗癌症，而非HIV。骨髓移植是一个复杂的程序，不能用来治疗数百万没有患癌症的HIV感染者。
但是，携带单个CCR5-delta32突变拷贝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足以治愈HIV，这对基因治疗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下一位柏林病人’的经历表明，我们可以扩大此类病例的捐赠者范围，尽管干细胞移植仅在患有其他疾病（如白血病）患者的治疗中使用。它表明我们不必消除CCR5的每一部分来实现缓解，这对未来基于基因疗法的HIV治愈策略大有裨益。”IAS主席莎朗·莱文（Sharon Lewin）说道。
艾滋病（AIDS），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它是由HIV感染引发的全身性疾病，HIV入侵人体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感染者逐渐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最终致使患者死亡。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T）的出现使艾滋病成为一种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用药后，可以达到在血液中检测不到艾滋病毒的效果。但是目前尚无预防或治愈HIV感染的方法。
参考资料：
[1]https://www.fiercebiotech.com/biotech/seventh-person-seemingly-cured-hiv-signs-hope-broader-cure
[2]https://www.iasociety.org/news-release/worlds-seventh-hiv-cure-case-following-stem-cell-transplant-among-scientific
·近日，美国经济学家发现，U型幸福曲线已经被推翻，现在的幸福曲线是一条随年龄而持续增长的线条。这种趋势是：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不幸福感越来越强。
“我们从来没想过青年时期会是幸福感的最低谷。那时人们才刚刚开始他们的生活，不应该是他们最焦虑、最沮丧、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时候。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问题。”澎湃AI 图
2008年，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 Coventry）的经济学与行为学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教授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系（Dartmouth College）大卫· 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教授合著的文章《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幸福感呈U型吗？》（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在期刊《社会科学和医学》（Social Science & Medicine）上发表，其中提出，心理健康在人的一生中呈U型，中年人的幸福感最低。
U型幸福曲线，指幸福感在30岁和70岁达到顶峰，在50岁左右达到最低点。这一发现后来在146个国家得到验证，并已适用于1973年的社会。它不仅适用于智人，类人猿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但这一曲线不再适用于当下的人类社会。当地时间2024年7月12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发文称，近年来，U型幸福曲线已经被推翻，现在的幸福曲线是一条随年龄而持续增长的线条，“这种趋势是：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不幸福感越来越强。”文章写道。
这一结论是依据布兰奇弗劳尔及其同事在当地时间2024年4月16日发布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报告作出的。这项关于不幸福感纵向变化的研究分析了2009年至2022年期间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管理的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数据。
研究者设置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想想你的心理健康，包括压力、抑郁和情绪问题，在过去30天里，你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几天不好？”统计发现，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日子。但有7%的受访者承认有30天都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从1993年到2023年，作出这个回答的人数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这一比率在年轻人中增长最快，尤其是在18到25岁的女性中。
这一发现让研究人员感到惊恐。据《科学美国人》报道，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说：“我们从来没想过青年时期会是幸福感的最低谷。那时人们才刚刚开始他们的生活，不应该是他们最焦虑、最沮丧、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时候。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问题。”
这一趋势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美国非营利组织Sapien实验室的全球心理项目（Global Mind Project）搜集了2020年至2023年间34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在年轻人中，由绝望情绪导致疾病的概率更高。
对于年轻人幸福感下降和不幸福感上升的原因，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共识。布兰奇弗劳尔认为，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推动了这一趋势，“解释这种现象的因素需要符合几个条件：从2014年左右开始，全球性的，对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影响非常大。除了手机，我想不到其他东西。”
参考资料：
1.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young-adulthood-is-no-longer-one-of-lifes-happiest-times/
2.https://www.nber.org/papers/w32500
3.https://www.nber.org/digest/202407/declining-mental-health-youth
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刚落幕。在外界看来，今年是AI手机、AI PC元年，人们都期待着AI赋能端侧的“iPhone时刻”到来，大模型的出现会给这些终端设备带来哪些新的变革？大会期间，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邀请联想集团全球中小企业产品和解决方案总经理郑爱国、高通中国区研发负责人徐晧以及面壁智能联合创始人兼CEO李大海，做客“元宇宙聊天室”，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硬件变革的现状与未来。
三位一致认为，尽管大模型在端侧落地仍存在参数超大、硬件存储和运算限制方面的技术难点，但是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给终端设备带来发展机遇，预计在未来两年内，大模型落地终端的应用场景很可能会大面积涌现，未来智能终端将无所不在。
以下为直播摘要：
端侧AI何时会普及？
澎湃科技：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虽然现在AI硬件的风声很大，但实际上AI手机在整体市场占有的份额并不高，消费者对于AI硬件的整体感受度也不强，各位是怎么看端侧AI的发展趋势的？
郑爱国：AI手机并不是普及度不高，而是在普及过程中面临技术突破的制约，导致大众还没有看到AI在端侧的应用。目前大模型的能力在云端已经很强，但是在端侧要压缩大模型的尺寸，而且受限于本地的算力，大模型还不能发挥其极致的性能，但我相信这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
我们的模型厂商和硬件平台都在努力让大模型在本地的性能更好，让它在端侧迎来爆发。关于这个爆发何时来临，我认为大家的预测都可能会偏保守，相信随着大模型能力的加持，明年就能看到很多AI在终端的应用，“陪伴在人们身边的超级助理”会大面积出现。这个助理不仅仅有大语言模型的文字创造能力，还会有多模态功能。
联想的AI PC基于本地模型、本地算力、个人知识库、自然语言交互、个人隐私保护，能够成为个人的设备助理、服务助理、工作助理。以前访问本地文档，需要记住它在哪、文件名是什么、存在哪个目录里，现在把所有文档放在个人知识库里，用户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询问AI。按照未来大模型的发展趋势，随着算力越来越强，未来端侧可以提供更大参数的模型，再加上多模态功能，我认为明年、后年这种场景会越来越多。
徐晧：大语言模型对参数要求较高，但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在手机上可以运行一百亿参数以下的模型，在PC上我们演示的是一百三十亿以下，并且这个能力还在不断提高。比如我们之前在端侧演示了基于Stable Fusion的生成式AI可以在一秒以内根据文字要求生成高清图片，以及其他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的在端侧独立运行的演示，我预计今年和明年，大家会看到相当数量的生成式AI和多模态AI在终端侧的应用场景不断涌现。
李大海：我们现在戏称这些模型还是“硅基幼崽”，还很年轻、还很弱小，是人在用知识不断去喂养它。我相信，有一天它可能会成为人的朋友，再过一段时间，它甚至可能变成人的导师。我觉得人跟机器人、跟AI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
大模型日新月异带来革命性新机会
澎湃科技：AI搭载在电脑或者手机上有哪些难点？
郑爱国：大家日常关注到的模型都是云端的千亿、万亿参数级的模型，而端侧大模型目前最高只能达到百亿参数。端侧大模型怎么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图，是把大模型应用到本地的最大难点。
在大模型能够理解意图之后的第二个难点在于，怎么让大模型把相应的功能调用起来，读取本地知识库，再综合生成正确的答案。
第三个难点是在硬件方面，怎么让大模型速度更快，同时功耗更低。
李大海：对于端侧模型演进，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大模型知识密度（知识密度 = 模型能力 / 模型参数）的摩尔定律，我们叫面壁定律，它每8个月会翻一倍，另一个就是端侧算力的不断提升，这两个因素叠加之后，相信端侧模型会进步非常快。我们的目标是在端侧实现GPT-4水平的模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端侧的应用会进一步地爆发。
徐晧：还有一个技术难点是，大语言模型数量众多而且不断演进，每个月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新的模型发布。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哪些模型是可以尽快落地的，哪些模型是我们能够缩小到较小的规模后在端侧运用的，我们会结合用户反馈对这些模型有更好的、更精准的定位，这样就不用因为层出不穷的大模型而经常更换使用的模型。
澎湃科技：大模型的日新月异，也给硬件厂商带来了一些挑战,各位怎么看？
徐晧：可以从两个维度看这个问题。首先，当我们说智能终端的时候，它有很多不同的终端形态，有智能手机，有AI PC，有自动驾驶车，还有智能机器人。其次，每一个终端上都有其独特的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也有不同的技术路线和不同的大模型，如处理文字的模型、有多模态的模型、有智能体等。每一个方向都有它的技术难点，也都有技术挑战。我们不光要对每个终端形式做支持，还要关注不同厂商在每个终端上的技术侧重点，并且在每个智能终端上都要把握最新的技术趋势。
端侧AI的爆发不仅是对硬件、软件，对整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挑战，但也是巨大的机遇。一旦大语言模型成熟之后，它所有的终端形式、和所有的应用都会有大幅度的功能提升，这对所有从业者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技术创新和商业落地的机会。
郑爱国：我们从原来串行做产品的方式，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并行开发的模式。原来过去几十年其实在做一件事，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可能做的都不止十件事，可能是一百件事。在硬件方面，我们现在跟踪独立显卡、集成显卡NPU、内置NPU、外置NPU等，硬件平台就已经有无数条技术线。
在模型方面，我们不仅关注端侧比较小的模型，还关注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在边侧也要看600亿、700亿规模的模型。同时，大模型的使用场景也是五花八门。总之，我觉得现在挑战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兴奋。AI能够创造更多用户场景和新的产业机会，能身处其中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
在价格战中错位竞争
澎湃科技：目前大模型产业出现了明显的价格战趋势，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是现在？
李大海：在我看来，大家有能力去做价格战，首先是因为技术上的突破。面壁智能提出了一个大模型的摩尔定律，按照这个定律的发展，推理的成本确实是在持续地下降。在成本下降的过程中，采取一些营销措施让用户、让行业感受到技术的进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策略。长期来说，我相信未来一定会产生又便宜又有毛利的API服务。
作为一个端侧模型公司，我们不会参与价格战，因为我们的模型本身就放在端上，对于用户来说这个模型的成本是零。端侧模型在推理的时候不用将数据上传到云端去，所以端侧模型能够相对云端模型错位竞争，不用陷入到价格战中。
澎湃科技：说起应用的话，怎么看AI硬件的成本问题？怎么降低成本，让更多的人能接受？
郑爱国：我觉得这是个误解。大家说起AI PC就觉得好像是高价位的，并非如此，其实全价位段的AI PC都有。而且现在大模型对配置的要求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高，中国用户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PC市场现在是全球卷得最厉害的。
AI PC确实需要内存够大，端测大模型要运行起来，就要一直要放在内存里。现在大家之所以能看到的产品比较少、比较贵，是因为把大模型放在硬件平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软硬件的适配等，以确保它体验好、功耗低。我预计，未来大家会看到有越来越多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出现。
第七届TR35（“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榜单的入选者。
“了解未来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在做什么。”7月11日下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执行主编Niall Firth说。
当天，2024中国科技青年论坛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MIT Technology Review Innovators Under 35，简称“TR35”）中国区发布仪式在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大零号湾科创大厦举行。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祖丽皮亚·沙地克、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季力等35位青年才俊入选。
他们是第七届TR35中国区榜单的入选者，被认为是将改变世界的人。
此前六届，已有数百位中国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包括深耕量子信息技术的陆朝阳、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重要贡献者丛乐、潜心聚变超导电物理的郑金星、参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发的徐颖、探索光学 AI 芯片商业化的沈亦晨、从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芯片到商业航天的连续创业者姚颂等。
科技竞争，实质是人才竞争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
11日下午，在上海交大“家门口”参加上述发布仪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表示，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创新驱动，本质上要依靠人才来驱动。科技强国，背后是人才强国。他表示，人才强校已成为上海交大内部的广泛共识和坚定的主战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谭蔚泓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在座的年轻人都能够用勇敢的心、敢赢的心、求知的心来拥抱一个快乐的科研生涯。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刘明以集成电路的发展历程举例，“我们好像针对一个规则，把它弄透、做好的能力特别强……（但）无论是新的器件结构，在产业上用的无论是CPU、GPU、FPG等等架构，非常遗憾，没有来自在大陆土生土长的人的贡献。在座这么多优秀年轻人，你们未来如果有这样的贡献，才是真正的无愧于这个时代。”
作为评委之一，聚焦硬科技的早期风险投资机构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向澎湃科技表示，纵观近些年的入选者，从学科上来看，是有一些变化或趋势的，“这几年明显材料类的（入选者）增加了，芯片类的可能也增加了，量子类的也增加了。”他期待在下一代技术方面、在特别前沿的领域，比如量子领域、可控核聚变、合成生物学、航空航天等领域多一些申请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纳米修复医学”课题组组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倪大龙。
从材料“跨界”到医学，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倪大龙，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纳米修复医学”课题组组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率先提出“纳米修复医学”概念，于2023年入选TR35 亚太区榜单。
倪大龙告诉澎湃科技，他认为，创新的生命力的确来自交叉，来自跨界，“跟临床医生多交流，多提问题”。
他表示，作为非临床专家，他觉得在医院工作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实现充分地医工交叉融合，“很多临床上遇到的难题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甚至没有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利用材料或者化学的手段来去解决它”。
倪大龙透露，他所在科研团队目前研发的一种凝胶，有望实现皮肤损伤的无疤痕修复，不仅能发表创新文章，未来还可能作为一款产品推出。
他们团队还在研发一种可以吸收X射线的外涂纳米药物，可作为一种放疗保护剂。“我们知道临床很多病人需要放疗，放疗后病灶部位周围可能会红肿，发生损伤和溃烂，甚至有些病人会长期反复发作。这个药物涂上以后，它可以保护周围组织避免受到X射线的损伤，我们只要把病变组织暴露出来就行了。”倪大龙表示。
生在喀什，读书、工作在上海
在TR35中国区最新一批入选者中，有勇于探索未知科学边界、挑战科技极限的“先锋者”（Pioneers）；有勇于创业逐梦、追求价值革新的“创业家”（Entrepreneurs）；有致力于科技向善、构建美好社会的“人文关怀者”（Humanitarians）；有以独特视角重塑经典技术的“远见者”（Visionaries）；还有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引领未来产品和技术的“发明家”（Inventors）。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季力获评发明家，他希望用光来环保地生产氢气。
最新一届TR35中国区入选者、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季力获评发明家，他希望用光来环保地生产氢气。
他入选的理由是：通过将微电子器件与光水解制绿氢的学科交叉融合，开发出低成本、低碳排的新型晶硅光伏技术及制绿氢技术，为全球能源短缺和气候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季力告诉澎湃科技，现在比较成熟的制氢技术是电解水，但耗电量比较高，且主要能源还是用火电，还是来源于化石燃料，所以它的碳排放量还是比较高。“我们希望最终通过光直接生成氢气——直接光解水。”
他解释说，这里的光可以无需生成电，而是通过在单个器件中，光生的载流子直接到表面，立刻就可以产生氢气了，所以整体损耗非常低。
季力表示，他的目标就是将上述技术最终落地。“现在我们实验室已经完成了个验证，但是从0~1，从1~2，从2~10，每一步都需要很努力地走下去。技术上的领先，并不能代表一定成熟，上下游行业需要慢慢地发展。我们希望把这个技术能最终推到落地。”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祖丽皮亚·沙地克获评先锋者。
最新一届TR35中国区入选者、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祖丽皮亚·沙地克获评先锋者，她希望能研发出高能量密度电池。
她入选的理由是：证实氟化锂和氢化锂是金属锂负极界面的主要组分，并建立电池失效模型，为金属锂负极界面优化和超高比能电池体系的开发提供重要思路。
祖丽皮亚·沙地克出生在新疆喀什。她在上海读书、工作、扎根。
“化学，我觉得可以理解为‘魔术师’。它涉及很多领域，比如制药、电池、化妆品……”祖丽皮亚·沙地克说。她高中就特别喜欢化学，本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的化学工程专业，随后攻读了复旦大学物理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慢慢进入到电池研究领域。
“我想做的是低成本、高安全度、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体系，既能满足储能的需求，又能满足电动大巴、电动飞机的能量需求。”
对于TR35，祖丽皮亚·沙地克表示，她最大的收获是在申请材料准备阶段。当时，她努力凝练自己研究中的创新点和贡献，并提出新的想法。在发布仪式上，与其他入选者交流学习，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碰撞出火花，她再次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和创新的力量。
生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27岁的鲍凡获评先锋者。 他入选的理由是：带领团队开发中国首个长时长、高一致性、高动态性的视频大模型Vidu。
月之暗面Kimi创始人兼CEO、31岁的杨植麟获评创业家。他入选的理由是：用精悍的团队实践大模型的“规模法则”，实现大模型能力持续提升和长文本技术服务的普及。
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33岁的谢赛宁获评先锋者。他入选的理由是：专注于探索视觉智能，开发出下一代视觉理解和生成的基础架构，其有效性在 OpenAI的Sora等模型应用中得到了验证。
附第七届TR35中国区入选者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常林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
2.陈鹏程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青年研究员
3.付先彪 丹麦科技大学玛丽·居里博士后研究员
4.靖礼 OpenAI研究员
5.李晓娜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副教授
6.刘文柱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7.刘阳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8.栾海文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系助理教授
9.屈峰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10.孙鹏展 澳门大学助理教授
11.万雅婷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12.张晔 南京大学副教授
13.祖丽皮亚·沙地克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14.封硕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助理教授
15.邓彦翔 宾夕法尼亚大学助理教授
16.桂淼 浙江大学良渚实验室研究员
17.胡耀文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
18.季力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
19.李斐然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20.刘晓东 西湖大学特聘研究员
21.罗姗姗 马克思·普朗克陆地微生物研究所博士后
22.秦为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
23.王琛 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市集成电路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24.薛潇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后
25.杨植麟 月之暗面Kimi创始人兼CEO
26庄友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员
27.王茜 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
28.戴小川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助理教授
29.谢赛宁 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
30.鲍凡 生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31王春阳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32.王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33.王飞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副教授
34.董岩皓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
35.袁翔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北上资金今日净流入27.34亿，其中净买入招商银行6.30亿，比亚迪4.47亿，北方华创4.01亿，净卖出工业富联2.95亿，迈瑞医疗1.93亿，长江电力1.26亿。
纳木错湖泊科考正在紧密开展。7月12日18时35分，在海拔超过4700米的纳木错中心湖区，多国联合科考队经过不懈努力，成功在湖底深度402.2米的地方获取了湖泊岩芯。这是我国首次在青藏高原大湖钻探中成功突破400米深度，对我国湖泊钻探与古气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纳木错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世界上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湖泊中海拔最高的湖泊，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此次纳木错湖泊岩芯钻探，是迄今为止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中海拔最高的钻探项目。
·气候变化本身并不直接导致肺癌，但会加剧空气污染，而长期暴露在空气质量差的环境中是患肺癌的已知危险因素。极端天气可能导致肺癌治疗延误，对药物药代动力学造成挑战，导致放射中断，冲击患者的身心健康，以及导致医疗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中断，扰乱医疗保健系统等。
2015年到2022年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8年。全球变暖驱动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已经成为21世纪最大的全球健康威胁。当地时间2024年7月8日，《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肺癌：气候变化的影响》（Lung cancer in Asia: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的文章，指出气候变化会增加肺癌的发病风险，并可能导致诊断和治疗的延误。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的最新癌症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肺癌新发病例达248.1万，占全球癌症新增病例的12.4%，这意味着肺癌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症。同时，肺癌也是导致死亡的第一大癌症。2022年，肺癌共造成181.7万人死亡，占所有癌症死亡病例的18.7%。2020年，亚洲地区新发肺癌病例约130万，因肺癌而死亡的人数约110万。
据《柳叶刀》文章介绍，气候变化本身并不直接导致肺癌，但会加剧空气污染，而长期暴露在空气质量差的环境中是患肺癌的已知危险因素。IARC 在2013年正式将空气污染列为致癌物质。存在于被污染的空气中的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臭氧和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10）以及PM2.5（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细颗粒物、可入肺颗粒物）具有致癌性。
气候变化对亚洲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2022年发布的《世界空气质量报告》称，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40个城市中，有37个位于南亚地区，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四个国家。在南亚，区域PM2.5浓度居高不下，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国的人口加权PM2.5年浓度在2020年达到峰值。仅空气微粒污染就占肺癌死亡人数的15%，而在过去30年里，与微粒污染有关的死亡率飙升了20%。
世界气象组织的《亚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2022年亚洲发生了81起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灾害，超过83%的洪水和风暴事件导致超过5000万人受到直接影响。《柳叶刀》文章认为，极端天气可能导致肺癌治疗延误，对药物药代动力学造成挑战，导致放射中断，冲击患者的身心健康，以及导致医疗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中断，扰乱医疗保健系统等。
例如，许多抗癌药物需要复杂的运输服务和设施，化疗药物卡铂、吉西他滨、紫杉醇和培美曲塞需要在室温20℃-25℃下保存；顺铂和多西他赛也应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保存，且都需要储存在干燥的环境中，避免光照。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对道路和基础设施的损害会严重干扰供应链。“在资源不足、癌症治疗能力有限、卫生保健系统支离破碎的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情况则更具挑战性。”文章写道。
文章提出，要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高风险地区建立肺癌筛查计划，并纳入气候相关风险因素。在易受飓风和台风影响的沿海地区，可以投入资源来改造基础设施，包括安装防气旋窗户，加固屋顶，实施备用电力系统。此外，还要制定全面的备灾计划，如早期患者撤离战略、有重症护理需求的患者的安全运输，以及协调护理和药物交付的通信网络。
文章还强调教育和赋权患者的重要性。一方面，要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中肺癌风险的认识，鼓励戒烟、体育活动等健康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鼓励患者在管理医疗信息方面发挥作用，使个人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挑战时，能够自主管理自己的病情。文章提到一个智能应用程序，其旨在将用户的医疗信息安全地存储在智能手机中，以备在紧急情况下选择性地向医疗专家披露。存储的数据包括位置细节和基本供需信息，它有可能在缺乏功能性通讯基础设施的环境中保持护理连续性。
参考资料：
1.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eclinm/article/PIIS2589-5370(24)00259-1/fulltext?dgcid=tlcom_carousel1_infocusoncology_lungcancerasia24
2.https://www.iqair.com/world-most-polluted-cities
3.https://www.unescap.org/kp/2023/air-quality-asia-air-pollution-trends-and-mitigation-policy-options
4.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pollution and health.
Lancet. 2018; 391: 462-512
5.Application software that can prepare for disasters based on patient-participatory evidence: K-DiPS: a verification report.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2; 19: 9694
·“通过改变三叉神经节神经元周围的分子环境，可以诱导对头痛的感知，这种想法非常具有革命性，非常新颖。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激活如何产生特定的、选择性的头痛的感觉，未来的研究需要解释三叉神经节如何管理其他身体部位（如牙齿和耳朵），使它们免受疼痛的影响。”
当地时间2024年7月4日，据《科学》（Science）杂志报道，一项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小鼠试验揭示了偏头痛的新机制：分子在脑脊液中移动，这可能成为偏头痛治疗的新靶点。
据《中国偏头痛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一版）》，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发作性脑功能障碍性疾病，全球约10.4亿人患有偏头痛，男性终身患病率约10%，女性约22%。中国偏头痛的年患病率为9%，每年治疗成本超过2994亿元。
据《科学》报道，偏头痛的发病原因未明，但研究表明，偏头痛很可能源于病理性的神经活动爆发。在偏头痛发作的先兆期，研究人员观察到一种类似癫痫的现象，称为皮层扩张性抑制（cortical spreading depression，CSD）。在这种现象中，一波异常的神经放电缓慢穿过大脑皮层。但由于大脑本身不包含感知痛觉的神经元，来自大脑的信号必须通过某种途径传达到外周神经系统，这些神经在身体部位与大脑之间进行通讯，才能引发头痛。特别是，这些信号必须到达大脑下方支配面部和头部的两侧的两个神经元块，即三叉神经节。因此到目前为止，对痛觉最合理的解释是，皮层扩张性抑制导致大脑释放化学信号，激活来自三叉神经节的疼痛纤维。
哥本哈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迈肯·尼德加德（Maiken Nedergaard）团队怀疑存在另一种信息传递途径。尼德加德团队长期研究脑脊液的流动，他们怀疑在偏头痛发作期间，脑脊液可能以某种方式将脑细胞的信号向三叉神经节传递。
在这项新研究中，尼德加德团队将辣椒素注射到小鼠大脑的液体腔中，辣椒素是一种来自辣椒的分子，可以激活疼痛感受器。研究发现，注射辣椒素后大约六分钟，三叉神经节的神经元会放电。显微镜下对组织的分析显示，脑脊液可以物理地浸泡在神经节的尖端，使来自大脑的分子能够到达神经节的细胞。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神经科学家安德鲁·罗素（Andrew Russo）表示，这一发现“提供了一条意想不到的中枢神经系统信息流的新途径”。
为了研究皮层扩张性抑制的影响，研究人员刺激了小鼠的大脑，并将一种荧光示踪分子注射到动物的大脑中，以追踪分子的流动路径。研究人员发现受刺激一侧的示踪剂浓度明显高于三叉神经节的另一侧。最后，研究人员比较了出现皮层扩张性抑制的小鼠与未接受脑刺激的小鼠的脑脊液。结果显示，21种蛋白质的浓度增加了一倍，12种可能激活三叉神经节受体的蛋白质浓度增加，其中包括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这种蛋白质在偏头痛发作时会激增。
美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转化神经科学家拉米·伯斯坦（Rami Burstein）表示，通过改变三叉神经节神经元周围的分子环境，可以诱导对头痛的感知，这种想法非常具有革命性，非常新颖。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激活如何产生特定的、选择性的头痛的感觉，未来的研究需要解释三叉神经节如何管理其他身体部位（如牙齿和耳朵），使它们免受疼痛的影响。
《科学》文章写道，针对CGRP的治疗已经彻底改变了偏头痛的治疗。自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首个此类药物以来，已有几种抗CGRP药物进入市场。但并非所有患者对这些治疗都有良好反应。
西班牙瓦尔德希伯伦大学医院（Vall d’hebron University Hospital）的神经学家帕特里夏·波佐-罗西奇（Patricia Pozo-Rosich）表示：“其他几种可能激活三叉神经节的分子的发现，可能指向新的治疗方法。这项研究令人鼓舞地表明：CGRP不是唯一的靶点。”
·“随着生长激素治疗从严格的替代疗法过渡到更广泛的身高增强，监测潜在副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当地时间2024年6月27日，《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儿童生长激素治疗：挑战，机会和考虑》（Childhood growth hormone treatment: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onsiderations）的文章，其指出，明显的生长激素缺乏症具有显著的生理影响，替代疗法对患者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只有少数人被认为明显缺乏生长激素。对于没有生长激素的人来说，生长激素有增高的益处，“随着生长激素治疗从严格的替代疗法过渡到更广泛的身高增强，监测潜在副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据文章介绍，生长激素是一种重要的生化信号分子，能够直接或间接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协调多种细胞类型的代谢过程，从而调节各种组织的生理机能。20世纪50年代末，生长激素作为一种治疗手段，首次被引入临床实践，但最初使用数量有限。在随后的30年中，生物技术的进步促使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的发展，它可以满足更大的需求，更多的适应证被开发出来。
1985年，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被首次批准用于治疗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此后，该疗法被批准用于与身材矮小相关的其他儿科疾病，包括慢性肾病、特纳综合征（Turner syndrome）、普瑞德-威利综合征（Prader-Willi syndrome）、出生时小于胎龄、矮小身材同源盒基因（SHOX，short stature homeobox-containing gene）缺乏症和努南综合征（Noonan syndrome）。在一些国家，它也被批准用于治疗特发性身材矮小。
近年来，由于其增高的效果，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受到很多家长的关注。《柳叶刀》文章强调，持续监测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文章提到，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可能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的增加。
以生长激素对癌症风险的影响为例，文章介绍，动物研究和特定的人类生长激素过量或生长激素信号受损情况的数据表明，这些信号通路活性增加与肿瘤发展存在关联。基于人群的大规模研究也显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表达异常与某些类型癌症风险增加相关。不过制药公司的数据库表明，在没有癌症潜在风险因素的患者中，并未观察到增加肿瘤风险的情况。
2009年，八个欧洲国家合作创建了“欧洲生长激素治疗安全性与适用性”（SAGhE，Safet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Growth Hormone treatments in Europe）项目，这是一个大型荟萃分析队列，纳入约24000名接受儿童生长激素治疗的患者。研究显示，在没有癌症潜在风险因素的患者中，整体癌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未见增加，骨骼和膀胱癌的特定部位风险有所提高。然而，由于案例数有限及其他方法学限制，研究仍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2022年，欧洲内分泌学会（ESE，European Society of Endocrinology）
对接受生长激素治疗并曾患癌症的患者进行全面审查，发布了《生长激素替代治疗在癌症以及颅内肿瘤患者中安全性的共识声明》（Safety of growth hormone replacement in survivors of cancer and intracranial and pituitary tumours: a consensus statement）。其指出，在儿童时期接受生长激素治疗的生长激素缺乏患者中，并未观察到癌症复发风险增加，二次肿瘤的风险轻微增加。然而，共识性声明并不鼓励对存在癌症遗传易感性的患者进行生长激素治疗。
此后，针对儿童期接受生长激素治疗后癌症风险的问题，瑞典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人群基础研究，涵盖超过3400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特发性矮小或出生时小于胎龄的患者，随访时间达35年。与对照组相比，患者整体肿瘤事件风险轻微增加，但在儿童期接受生长激素治疗后，恶性肿瘤事件的风险并未增加。研究人员指出，治疗持续时间较长的患者风险略高，但在剂量方面未观察到其他显著趋势，这反驳了重组人类生长激素治疗与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
“尽管这是迄今为止对儿童时期接受生长激素治疗的患者进行的最长随访，但该队列仍然很年轻（研究结束时平均年龄为31.1岁），因此进一步的随访对于评估成年后期的风险很重要。”《柳叶刀》文章写道。
“即使符合批准的适应证，生长激素治疗在临床上仍有许多挑战。对于每位患者，医生都必须仔细考虑已知和未知的风险和益处，并进行个体化评估。此外，在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对话中，医生需要进行开放的沟通，明确治疗目标，并随时准备重新评估诊断和治疗方案。”文章表示。
参考资料：
1.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hi/article/PIIS2352-4642(24)00127-5/abstract
2.Boguszewski MCS, Boguszewski CL, Chemaitilly W, et al. Safety of growth hormone replacement in survivors of cancer and intracranial and pituitary tumours: a consensus statement. Eur J Endocrinol 2022; 186: 35–P52.
3.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071698
